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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人与新昌
来源: 大爆奖娱乐官网  作者: 唐樟荣   2011年06月08日16:11:13   [字号: ] [打印]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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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自东晋以来,新昌就享有高名,名人高士,或隐或游,历代绵延不绝,从而赋予了这方灵山秀水以佛、儒、道、隐逸、唐诗等文化为主体的深厚内涵,赋予了这方山水以活的灵魂,成就了她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昌成为中国佛教般若学的中心,也是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

    沃洲是当初高僧云集之地。在此卜筑隐居的是东晋高僧帛道猷,他还留下了"连峰数十里,修竹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世下,犹有上皇民。"这样一首超尘绝俗的山水诗,为沃洲山留下了世外桃源式的画图,他后来被誉为中国山水诗的真正鼻祖,也成为佛教传入浙江的最早记录。随着他的踪迹而来的是具有王室背景的竺潜和被誉为佛学界骄子的支遁,前者于咸康六年后隐居沃洲东山,优游讲习达三十余年,对佛教、老庄之学研究颇深。宁康二年逝世于东山时,据说当时的孝武帝特下诏哀悼,并赐钱十万,厚葬之。东山水帘洞侧原有竺道潜山馆,为其隐居之所。支遁"买山而隐"是后人常常提起的千古佳话。支遁在沃洲小岭立寺行道的,与当时名流谢安、王羲之、许询、孙绰等交游,僧众达百余人。哀帝时曾应诏讲课,兴宁二年,回到剡东,移居石城寺(今大佛寺),立栖光寺,太和元年,因病逝世,葬石城山。东晋著名雕塑艺术家戴逵及天台国清寺创始人智者大师都曾经到石城山参拜支遁墓,惜其墓址今已不存。

    几乎与支遁来剡同时,被誉为中国书圣的王羲之也来到剡东。王羲之晚年足迹所到之处范围很广,但其活动大本营当在今新昌、嵊州。据《唐剡县鼓山王右军祠堂碑文》,说王羲之曾创金庭道院于梅林,晚年在鼓山(在今新昌县城内)托迹炼丹,建紫芝庵,置山市田,他还留下《鼓山题辞》。其后子孙留新昌的有天姥、图山两派,皆出王羲之子献子玄孙王超之之后。今沙溪境内有王罕岭,相传以王羲之赞赏其山水罕见而得名。据清人考证,王羲之建金庭道院于王罕岭,今嵊州金庭观为唐宋以后所移建。因此,新昌鼓山可与绍兴兰亭、嵊州金庭一样作为江南纪念王羲之的三大胜地。无论是竺潜,支遁,王羲之,他们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都堪称一流,是名副其实的领袖群伦的中心人物。因为他们的来到东沃洲,以他们为中心的高僧名士一时云集沃洲,盛况空前,这里自然也成为当时中国佛学尤其是东晋佛学重要流派般若学的中心,使东沃洲享有高名。

    稍后,东晋名士、文学家、诗人谢灵运也翩然到来,将由帛道猷发端的山水诗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新昌真正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谢灵运性爱山水,曾经带百余名家丁,从始宁南山(今嵊州三界镇)伐木开山,直至临海,道经剡东桃源、会墅岭、天姥山、关岭、入始丰(今天台),台越始通。谢灵运被称为我国古代山水诗最初集大成者,他的不少诗作以山水为歌咏对象,“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哪可寻?”天姥自此著名于世。天姥山麓东山寺,旧有谢灵运像,据明成化《新昌县志》记载,该像“裸体而行,须长及地,足着木屐,手执一卷,唯一布巾蔽前耳。”谢灵运性爱山水,放浪形骸的个性,宛然如在目前。惜今寺毁像失。新昌城内原有康乐坊,成化志云:“谢灵运尝寓此,时人重之,为建此坊。”

    在此同时,新昌石城山也成为高僧名士活动场所。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佛寺开山祖昙光、大佛寺赖以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全国重点寺院的石弥勒像设计和建造者僧祐及为石弥勒像作记的南朝杰出文艺理论家刘勰,是他们为今天的大佛寺留下了丰富的人文遗产,奠定了它历久不衰的崇高地位。

    隋唐时期:新昌是唐代诗人游历栖息的重要地区、也是唐诗之路的精华地段。

    最早到剡中山水游历的唐朝诗人是被李白称为“风流天下闻”的孟夫子孟浩然。孟浩然四十岁入长安应进士考落第,失意东归,自洛阳东游吴越,即所谓“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唐开元十七年(729),孟浩然离开洛阳,往游吴越;次年十二月,游今大佛寺,并留下《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一诗,有云:“石壁开金像,香山依铁围。下生弥勒见,回向一心归。竹柏禅庭古,楼台世界稀。”同时还写下了《宿立公房》一诗,表达了自己像东晋名士许询那样隐居剡中的愿望。他在剡中逗留二三年左右,并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作。

    几乎与孟浩然同时来到剡中的,是被称为“诗圣”的杜甫,可惜他留在这里的遗迹已经不多,我们只能从他晚年的回忆录性质的诗篇中得到些许消息,他是在开元十九年(731)二十岁时,开始往吴越游历的。其有诗云:“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据陈贻焮《杜甫评传》,他在越中游历达三四年之久,二十四岁始赴洛阳应试。从诗中不难看出,他对于剡溪山水人文留下的印象是历久不衰、难以磨灭的。

    与上述两位大诗人相比,被誉为“诗仙”的李白与剡东山水的情缘就更加深厚了。他不但比他们来得更早,而且次数之多,也不是孟、杜可以比拟的。更因为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就是以天姥山为歌咏对象的,天姥因此而声名卓著,这里也几乎成为李白第二故乡。开元十三年(725)春到天宝十五年(756)春,李白三次入剡,先后写下《秋下荆门》、《别储邕之剡中》、《天台晓望》、《越中揽古》、《西施》、《梦游天姥吟留别》、《留别广陵诸公》、《同友人舟行游台越作》、《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等诗。特别是《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表达了他向往这座东南名山,厌弃蝇营狗苟的官场生活的强烈愿望,使天姥山成为东南第一文化名山。

    白居易与剡东也有非同寻常的关系。据考证,白居易曾三次游览浙东。第一次约在建中四年(783)、兴元元年(784),即白居易13岁左右避乱越州,他是随父从安徽符离来浙东的。其《江楼望归》题下自注云:“时避难在越。”这次,他到过当时的剡中即今新昌,其《泛春池》云:“白苹湘渚曲,绿筱剡溪口。”而从《缭绫》诗说缭绫“应是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可知他曾夜宿石梁。第二次是在他任杭州刺史时。白居易在长庆二年至四年(822-824)任杭州刺使。这时他的好朋友元稹在今天的绍兴任越州刺史,元、白二人不但频频唱和,而且常相过从。白居易《郡中闲独寄微之及崔湖州》云:“苹州会面知何日,镜水离心又一春。”此句意为与元稹在越州分别又一年了。他又有《宿云门寺》《题谢公东山障子》等诗,说明他到过绍兴及上虞东山。白居易第三次是在太和三年,其《想东游五十韵并序》云:“太和三年,予病免官后,忆游浙右数郡,兼思到越一访微之。”诗中与元稹相约作浙东谢公之游。这次游浙东,继任越州刺史的李绅还劝他栖隐浙东。大和六年,白居易为白寂然写《沃洲山禅院记》,虽然已经回到洛阳,但从白寂然建禅院之顺利,并得到浙东廉使元相国(稹)的大力帮助看,白寂然是可能跟随白居易一起来越的。另外,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出,他对沃洲在内的剡东甚至越州风光了如指掌,十分醉心。说明他应该到过此地。他在禅院记中说:“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可谓十分形象生动,而定位又十分准确,令人赞叹。

    与此同时,隋朝有国师之称的佛教天台宗开山祖、天台山国清寺开山祖智者大师,因礼拜石城大佛圆寂于此,有唐朝三朝国师之称的司马承祯被诏出山,过剡东斑竹山下大悔,留下司马悔山、悔桥,这些都成为隋唐时期唐诗之路上的人文遗产。

    宋元明清时期:新昌成为理学家活动的大本营,也成为名士栖隐之地。

    南宋人物与新昌关系密切、影响深远的当首推当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思想家、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据新昌地方史专家陈新宇考证,朱熹一生,至少四次来到新昌。首次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赴京参加考试返婺源省墓时路过。这次他转道会稽、天台返回福建。新昌正在会稽往天台的路上,他写过一首诗,题为《访山支公故居》。第二次是在淳熙二年(1175)冬至次年春。次年新昌石氏在石天民主持下重修谱牒,谱中有朱熹序文。这次朱熹在新时间长达月余,各地景点游览殆遍。新昌县志记载其游水帘洞诗“水帘幽谷我来游,拂面飞泉最醒眸。一片水帘遮洞口,何人卷得上帘钩?”石墪(1127-1182)有和诗:“洞门千尺挂飞流,碎玉联珠冷喷秋。万古无人能手卷,紫萝为带月为钩。”可见是石墪陪伴朱熹游览了水帘洞。同时朱熹还在已归隐山中的任成道(进士,曾任迪功郎)家壁上题词。第三次是淳熙八年至新昌赈灾。前一年,浙东大饥,朱熹在南康军任上,因修举荒政有功,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来浙东赈灾。荐石墪知南康军。当时绍属八县,灾情轻重不同,朱熹以二个月时间,跑遍州县十四处,公务十分繁忙。接着又第二次巡视。第四次来新昌是为避党祸。在此期间,他为新昌梁汝明写《大学》手稿,并与石宗昭、石斗文等相师友,讲性理之学,采石墪《中庸集解》为注《四书》,并为石墩作《克斋记》,题新昌醉园半亩塘诗。大佛寺仙髻岩南侧岩腹中原有濯缨亭,传为朱熹讲学之所,原供朱熹像,朱熹曾为濯缨亭题联云“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百代圣贤心”。洞侧有老梅根株,抽枝开花,生机不绝,传为朱熹手植,号为“朱梅”。

    宋室灭亡以后,新昌除了出现了几位隐居不仕的学者外,几乎一度沉寂。明清时期,这里才又开始热闹起来。前来这里游历的名人渐多。他们当中首推山阴(今绍兴)才子徐渭。徐渭与新昌吕光午、吕光升、吕山人、吕光洵等吕氏家族成员关系密切,往来甚多。徐渭集收有《吕(光洵)尚书行状》、《赠吕正宾长篇》、《对明篇》等有关新昌人事诗文20余篇。徐渭还留下了写南明山、天姥山的诗文。并与当时在朝廷任要职的新昌人潘晟有诗文往还,称其书法为“东南独步”。

    其次是被称为千古以来旅行家中第一人的明代杰出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徐霞客。徐霞客曾数次入浙,尤其浙东地区的天台山脉一带,留下足迹尤多。据其游记记载,他曾三次到新昌,在最后一次的游记中,他清楚地记载了到新昌境内考察的经过:“至腾空山,下牛牯岭,三里抵麓,又西逾小岭三重,共十七里。出会墅岭,大道南来,望天姥山在内,已越而过之。以为会墅岭乃平地耳,复西北下三里,渐成溪,循之行五里,宿斑竹旅舍。”正是这段文字,记载了一代大旅行家徐霞客与新昌山水的情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会墅岭下的斑竹,自古以来即是旅店业较发达的地区。远的不说,仅同是明朝后期的山阴(即绍兴)文学家王思任在《天姥》一文中,即有在斑竹吃饭的记载,还说饭店服务员很漂亮,令他心动。

    与徐渭、徐霞客从容来新游历考察不同,被称为绝代散文家的张岱来到新昌大佛寺是在惶恐的避难中。张岱与新昌的关系,从其《西湖梦寻》写杭州宝石山下大佛禅院时,有提及。其云:“自到南明山,石佛出云表。食指及拇指,七尺犹未了。”极写了新昌大佛的宏伟。可见其到过大佛寺是没有疑问的。据其《陶庵梦忆》记载:“乙酉(1645年,张49岁)避(清)兵入剡。”他的《和贫士诗》小序说:“丙戌(1646年)九月九日,避兵西白山中,风雨凄然,午炊不继。乃和靖节贫士诗七首,以寄剡中诸弟子。”鉴于他所避难的西白山与大佛寺近在咫尺,他当在避难剡中时到过新昌大佛寺。

    接着而来的是清代文学家袁枚。他是在辞官以后以轻松悠闲的姿态踏上这块土地的。袁枚曾遍游浙中诸山水,乾隆四十七年(1782),游天台,道经新昌。受到当时私淑弟子、新昌县令苏曜的盛情款待,苏县令宴请袁枚,入夜乃请他下榻吕氏园。次日清晨袁枚上路,苏县令借马车一辆,并送上酒菜食品供途中享用。游历途中,袁枚赋诗《新昌道中》云:“朝出新昌邑,青山便不群。春浓千树合,烟淡一村分。溪水好拦路,板桥时渡云。仆夫呼不应,碓响乱纷纷。”车到斑竹,袁枚有《斑竹小住》诗,云:“我爱斑竹村,花野得真意。虽非仙人居,恰是仙人地。”抒发了对斑竹村的喜爱之情,只是“可惜游客心,小住非久计。一出白云中,又入人间世”。 次日上路,经过司马悔桥,作《司马悔桥》诗,自注:“相传司马承祯被召,至此而悔,故名。”诗云:“到此方才悔念生,我来桥上笑先生。山人一自山居后,梦里为官醒尚惊。”袁枚诗不无嘲讽之意。此后山水渐显奇绝,溪滩“一滩复一滩,层层洒急雨。四面寂无人,万条龙作语”(《入天台路上杂诗》其一)。当他来到新昌县东南天姥山时,已是立夏之日。天姥山是李白梦游之地,但袁枚的目标是天台山,故只游了天姥寺,并未登山。写下《立夏日过天姥寺》云:“正是清明节,刚来天姥峰。青莲曾入梦,老衲又鸣钟。覆水竹千挺,迎人云万重。路旁雷劈树,正统四年封。”循此路他们上天台、雁荡而去了。

    清代另一位大学者俞樾则是因为私事路过新昌与天姥山有过一段胜缘。同治十二年(1873)春,俞樾因赴福宁郡斋(今福建霞浦)料理兄长丧事,道经天姥峰下,见道旁有天姥寺,“因入一观,门外立一石,曰:‘李白梦游天姥处’。”以为“当删天姥二字,止题李白梦游处,岂不甚佳?异日倘得再过其地,当书此五字刻之”。当时俞樾未题字天姥山,是件遗憾的事,好在他曾为大佛寺石弥勒像所在大殿题写“大雄宝殿”几个古朴雄浑的大字,当为受新昌陈谟(曾与俞樾共事于杭州诂经精舍及浙江官书局)之请而书。

    民国时期,名人来新活动相对减少,地方文化渐趋式微,但其间也有弘一大师、黄炎培、郁达夫、张学良、蒋介石等知名人物来新游览,留下诗文,丰富了新昌地方文化的内涵。其中以弘一为最。民国十几年,弘一受时任浙江省长的新昌人张载阳之邀游览大佛寺,为石弥勒像对面张载阳新建的“新社”题“天然胜境”草书,并为放生池旁石壁题“大势至菩萨”和“南无阿弥驼佛”等大字。这些题字,现在都成了新昌的胜迹。

 

 

编辑: 王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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