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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之路与越文化研究
来源: 大爆奖娱乐官网  作者: 竺岳兵   2011年06月08日15:49:32   [字号: ] [打印]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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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东唐诗之路”这一研究成果,早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然而,唐诗之路这一特异的文化现象,为何在浙东出现?却是一个永远值得研究讨论的课题。

          “唐诗之路”为何出现在浙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只满足于浙东山青水秀这样一般性的描述,而必须深入地、全面地研究它的文化底蕴。这个文化底蕴,就是越文化。现在,我以早年公开发表过的唐诗之路论文[1]中提出的、构成“唐诗之路”的三个要素作为切入点,审视唐诗之路与越文化的关系。

         这“三个要素”是:(一)范围的确定性;(二)形态的多样性;(三)文化的继承性。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单独形成或构成“唐诗之路”。

         下面我以上述三要素来论述唐诗之路与越文化的关系:

        一、范围的确定性

         所谓“范围的确定性”,是指相对独立的地区,即景区结构完整,景区周边明确,有别于彼处景观的地区。这是考察唐代诗人游弋歌咏于此的情况的基础。

         同样地,在研究地方文化中,明确研究的地域范围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有秦岭以北、关中平原形成的以西安为中心的汉、唐文化圈;有太行山以东及整个华北地区以北京为中心的元、明、清文化圈;有武夷山以东和以南的闽粤地区文化圈;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六朝和宋文化圈等。而越文化,主要是指以越国首都、今之绍兴为中心的越国疆域内的文化。明确这一点,对于越文化研究来说,是个基础。

         由此可见,唐诗之路研究和越文化研究有着共同性。我们先把“唐诗之路”所经之范围与越国基本稳定时期的疆域作如下比较:

         “唐诗之路”所经之范围即浙东。据《中国历史大事编年》[2]第二卷637页:唐肃宗至德三载、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十二月,“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领越(州)、睦(州)”;《浙江地理简志》[3 ]之三294页:“肃宗乾元元年……浙江东道治越州,辖越、衢、婺、温、明、处、台七州。”《辞海》[4]第1117页:“浙江东道:唐方镇名。唐乾元元年(758)置。治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长期领有越、衢、温、台明处七州,相当今浙江衢江流域、浦阳江流域以东地区”。

         我们把以上的记载与《中国历史地图集》[5]江南东道州图加以比照,上述七个州的范围边线是:从东面的东海舟山(唐翁州)算起,向西经慈溪、余姚、上虞、绍兴(越州州治)、萧山(永兴)、西陵,折南回浦阳江畔的诸暨、义乌、金华、遂昌、括苍、青田、温州、乐城(乐清)、玉环至东海这样的一条连线。连线及连线范围内的面积,即唐代时的浙东,平面略呈矩形。

         而越国的疆域,虽然代有盈缩,但我们一般说的越国,指越国较为稳定的疆域,即《国语·越语上》[6]的记载:南至于句无(今诸暨市南与义乌交界处),西至姑蔑(今衢州一带),东至甬东(今宁波市以东);东汉王充(公元27-约79年)亦云:“余暨以南属越,钱塘江以北属吴,钱塘之江两国界也。”[7]这就是说:越国的国界为:钱塘江以南、浦阳江以东,南至衢州、东至东海。这样,越国的范围,与唐代的浙东范围是颇为近似的。也就是说,唐诗之路研究与越文化,在地缘上有着共同性。

        二   形态的多样性

         指的是诗人游历浙东的动因、目的的多样性。唐诗的丰富多彩,来自于诗人在这一区域旅游的形态的丰富多样。在这点上,浙东显然优于他地。譬如与关中比较,唐朝的首都在长安(今西安),是唐代诗人到过最多的地方。然而,诗人赴长安的目的,主要是应考、做官。而在越文化圈里,由于山明水秀和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唐代诗人提供了“避乱游”、“隐游”等等各种精神寄托的载体,由此而写下了十分丰富多彩的唐诗。概括起来,有以下六种:

         (一)壮游:指怀抱壮志而来游。壮游有三种情况:一是胸次壮阔而又耻与科第,借远游以烜然声名,实现济世之心。如李白:“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溟海”谓越中。又如罗隐“待诏始离海上峰”,身在三山而志在朝阙。二是应举之前远游。如杜甫,20岁由洛入越“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直至24岁才归东都赴京兆贡举。三是在失意时翻然来游,以示不屈于权贵。如孟浩然,原守株家园数十年,后来他在长安为权臣沮抑。这时,轻视权贵的气魄反而昂扬起来,说:“谢公积愤懑,庄舄空悲吟”,寻谢公足迹南来浙东,毅然与仕途决绝。以上三种情况,其实质都系壮游。

         (二)宦游:分朝廷正常派任与被朝廷贬拙在浙东任地方官之游。他们既是诗人,又是地方官,有条件广招文人,辟为幕职,结社酬唱,推动唐诗的发展。

         (三)隐游:谓淡泊红尘,投闲山水之游。隐游分三种:处士:如王贞白、郑巢、徐凝等,多因崎岖仕林而隐。又如严维,在东镜湖置名播远近的园林住宅。他还多次组织“文辞会”,规模最大的一次,有鲍防等31人参加,世称“浙东唱和”。仙游:如施肩吾,进士及第后即东归入道,与陈陶、顾况、吴筠等,皆颉顽于玄化之中。僧游:时称“江南多名僧”,如:灵澈、灵一、皎然、贯休、寒山、拾得,皆为名著一时,声驰千里的诗僧。与处士、道士融融泄泄以回归自然为乐。

         (四)避乱游:此种旅游,多因时局艰虞、进言无路而避乱播越的。如刘长卿“时危身适越”。綦毋潜“见兵乱,官况日恶,挂冠归隐江东别业”;朱放之卜隐剡溪、鲍溶之羁旅四方,来此间与黄花白鹭为伍的。

         (五)经济考察游:唐代浙东经济繁荣,茶、瓷、丝绸、纸、水果等等,在全国名列前茅,为诗人屡屡称道。特别是药材,名闻天下。诗人柳泌为采集仙药而自请为台州刺史;敬宗宝历年,曾迁中使往天台山采药,唐代诗人亦因此接踵而至。

         (六)神游:爱而未到,写有与“唐诗之路”有关的诗文的,谓之神游。此类诗人是否实到过浙东,非一人一时所能究悉。故列为神游类。

         (七)追慕先贤游:唐代诗人为追慕越中英贤而游浙东,充分地反映在现存唐诗中。《全唐诗》[8]和《中国历代名人辞典》[9]为准,来考察浙东自远古至隋朝这一历史时期内的本籍或客籍浙东的历史人物,有哪一些是最受唐代诗人推崇仰慕的:

         咏本籍或客籍浙东的历史人物的唐诗,远古291 篇,舜占总诗篇的97%;夏商262篇,禹97% ;春秋316篇,其中勾践占34%,范蠡31%,西施28%,欧冶4%,西汉20篇,朱买臣90%;东晋668篇,其中谢安占41%,戴逵22%,王羲之8%,葛洪5%,孙绰3%。 

         在唐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记载的“十八名士”的诗篇计228首,其中戴逵占42%,王羲之占25%,孙绰占8%。咏十八高僧的诗篇727篇,其中支道林占85%,竺道潜15% 。南朝102篇,谢灵运占总诗篇的72%;隋32篇,智者占72%。

         以上是个初步的统计,但它已反映出唐代诗人追慕先贤的三个特点:

         第一、生动而有趣的舜禹传说,是唐代诗人藉以寄兴感怀的重要创作题材之一。

         第二、勾践卧薪尝胆、兴国复仇的故事,朱买臣卖薪自给、发愤图强的故事以及亢节自励、开山水诗之先河的谢灵运,给唐人以很大的影响。

         第三、严光、谢安、支道林、竺道潜、智者等高士名僧的事迹,受到唐人的欢迎。

         上述所举各种类型,虽由各人的际遇与各人的偏至所致,但给我们一个综合印象:他们都在越文化圈中得到了精神寄托。也正因为这多种多样的旅游方式,产生出了七彩纷呈的唐诗,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唐诗之路。

        三、文化的继承性

         文化的继承性,指这一区域内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与唐诗有着整体性的渊源关系。

         一、史前文化·神仙传说之源:

         根据现代专家考证:距今7千年前,浙东沿海发生了一次叫做卷转虫式的海侵,使浙东平原成了浅海,迫使原始居民一部分后退到会稽、四明、天台山,一部分迁散到浙西和江苏南部丘陵,一部分逃移到了海岛上[10]。

         当时的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海侵,就用想象和借用想象去观察、说明它,从而产生了许多神话故事,并口口流布,代代相传,到战国的时候,经过一个叫列御寇的人的综合熔裁和再创作,产生了文学上的燦灿明珠──《列子·汤问》。《汤问》说:在东海岸上,原有5座神山,都是仙圣居住的地方。后来岱舆、员峤这两山沉入大海,“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这就是长期影响人们思想的海上三神山、方丈蓬赢的来历。而实际上所谓神山,就是会稽、四明、天台山(到唐代,这里的山谷平原还是“溟海”)以及舟山群岛、嵊泗列岛。

         李白《赠王汉阳》“吾曾弄海水,清浅嗟三变。果惬麻姑言,时光速流电”、“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东隅。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山倒蓬壶。长鲸喷涌不可涉”,以及李商隐《海上》“石桥东望海连天,徐福空来不得仙。直遣麻姑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等诗,都本源于海侵,句中“三变”、“麻姑”、“桑田”,即成语“沧海桑田”。而那位已三见沧海为桑田的“麻姑”,自然被奉为老神仙了。海侵和《汤问》,吸引秦、汉、晋、唐的许多名流文人、达官贵人到这里来寻神山。

         与列子同时代的庄子,也写了许多与海侵有关的寓言,其中《外物篇》写的任公子“蹲乎会稽,投竿东海”钓鰲的寓言,因为它有怀抱壮志、锲而不舍的内涵,深得李白、张祜等大批诗人的喜爱。后世以“钓”为雅之风,实由此起。这样,任公子钓鳌,就成了唐代文人开阔胸襟,熏陶情操的催化剂。唐诗中的“钓公”、“钓叟”、“钓竿”、“钓翁”、“钓烟波”、“钓六合”、“钓鳌客”、“钓鳌心”、“钓沧浪”、“钓东海”、“钓吞舟鱼”、“钓白龙”、“钓夕阳”等等都源出于此。在唐诗里出现此种词语,竟多达1099次,可见神话对唐代诗人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二、舜禹文化·公而忘私精神:

         古人云:古有三圣,越占二焉。这里说的二圣,就是舜、禹。作为五帝之一的舜在浙东活动,《史记·五帝本记》、《会稽旧记》、《括地志》、《水经·渐江水注》、《晋太康地论》等史志,都有舜耕历山的记载,还有舜井、姚江、舜江、舜王庙等古迹和传说。而唐诗提到舜迹的有252次之多(包括少量重出之诗篇)[11],其中有7处是与海连用的,叫“舜海”,如唐·姜皎的“日日芙蓉生夏水,年年杨柳变春湾。尧坛宝匣馀烟雾,舜海渔舟尚往还”。是以海湾之景描写舜在浙东的生活情景的,可见咏舜是唐代诗人的重要题材之一。      

         至于禹在这个地方的影响则更多。《越绝书》、《史记·夏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艺文类聚》、《孟子》、《吕氏春秋》、《会稽记》、《剡录》都有关于禹上茅山,登会稽、杀防风氏、娶涂山氏、葬会稽等等的记载。

         尤其是禹所表现出来的公而忘私,艰苦卓绝,敢于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瑰宝,因此他与浙东的密切关系,给唐代诗人以巨大的吸引,有256首唐诗歌咏他的丰功伟迹。如李白《公无渡河》:“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湮洪水,九州始蚕麻”就是一例。大禹在历史上的功绩,使唐朝皇帝李世民也感到自惭,他在《正日临朝》云:“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

         三、勾践文化·愤发图强的展示:

         勾践卧薪尝胆、愤发图强,与文种、范蠡一起,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兴国复仇,终于一战而平吴、北上称霸这一个历史奇迹,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引起了包括唐人在内的后人的无限敬意,这从上面列举的歌泳勾践的唐诗约有110首,范蠡近100首,西施90 首中可以看出。也就是说,勾践愤发图强的精神,是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是唐诗之路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绍兴文理学院钱茂竹先生在他的《试论“唐诗之路”的历史渊源》[12]对于“唐诗之路”与越文化,有过精彩的论述,可以参阅,不赘。

         (四)魏晋遗风·人生价值的省悟:

         在越文化研究和唐诗之路研究中,东晋(317-42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西晋政权崩溃以后,司马睿在会稽的贺循等江南士族和从北方南迁的王导等人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政权,北方士人纷纷渡江南下,继而由建邺(今南京)南下会稽,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盛况。这是一个南北文化大融合的时期,这个盛况怎样呢?我们通过对活跃在东晋的政治、文化、道教、佛教舞台上的头面人物与浙东的关系的分析,就可知之。兹据《晋书》[13]各传,《高僧传》[14]及其他史志,略述如下:

         能够影响东晋政局,占据文化舞台的士族,侨姓有王、谢、司马、殷、何、庾、桓、郗、许、曹、江以及阮藉的后裔,江南士族有周、贺、顾、纪、孔、戴、袁、虞、干、葛等。其中多数游止或世居会稽。故旧史称:他们是:玄学家代表人物郗超、许珣;玄学诗文代表人物孙绰、殷仲文;文学家有“会稽三康”、殷仲堪、干宝、袁宏、郭璞、虞预及孙、谢的子孙;书法家有王羲之、王献之;画家有曹龙、杨惠、顾恺之;雕塑家兼音乐家有戴逵、戴顒。还有以吹柯笛著世的桓伊;“江左第一”的奕棋能手王恬;儒学大师贺循;道学家王敬伯、庾嘉德、孙泰、葛洪;天文学家虞喜;政治家有郗鉴、何充、王坦之,还有与王导共辅佐朝政的庾亮的子孙,其父官于会稽,子孙世居于此。东晋最著名的宰相王导,其子侄多世居剡中;军事家有一代英雄桓温。其子桓卫、桓玄,一个参加了王羲之“兰亭修禊”。一个几乎夺了司马氏的政权。还有敢与桓温抗衡的殷浩的族人殷融、殷仲文、殷旷之。余有谢石、谢玄等。谢玄之孙谢灵运,在剡溪岸边,今上虞县、嵊县交界处,建有规模很大的“始宁别墅”。

         以上仅是略举,已见当时文物衣冠萃集浙东的南北文化大融合的盛况,故史称“昔之关中,今之会稽”。

         南北文化大融合的结果,在诗歌以及与之有联带关系的宗教、书、画等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吸引了451位唐代诗人徜徉于古代的越国、今天的浙东的山山水水间,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唐诗之路”。[15]而这些成果,就是“唐诗之路”的文化底蕴,把它归纳起来说,“唐诗之路”的文化底蕴主要有:

         第一、浙东是山水诗的发祥地:东晋士人在山水审美中发生了新的飞跃,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说他在沃洲看到的“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方知人”诗,是千古绝唱。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首山水诗。到南朝谢灵运开山水一派诗风,到唐朝大批诗人为追慕先贤而竞来浙东,把山水诗推向极致。

         第二、士族文化的中心地:东晋士人厌恶战乱,特别是厌恶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形成了怡情山水、追求宁静的精神天地,追求优雅从容的风度,内心的超逸,向往仙的境界和佛的境界,促进了中国诗、书、琴、画的发展。

         第三、确立了“仙源道踪”的地位:

         前面已经说到,史前的一次海侵,使浙东三山被传为“仙人所居”的蓬莱,流传于汉朝的西王母,到南朝己成为与东王宫玉皇大帝的配偶,天姥岑成了她的“行宫”。天姥名山,始于刘宋谢灵运“瞑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诗句。何谓天姥?天姥就是掌管神仙户籍的神仙领袖王母、王母娘娘[16]在这个时期,西王母配东王公的传说大为盛行。据《中国古代铜镜》记载,在绍兴出土的东汉(25-220)时代新兴的铜镜品种中,已有许多种东王公配西王母的浮雕神像,说明道教徒在这方面的宣传力度。此外,著名道士陶弘景、南齐顾欢。也到天姥山、天台山一带开馆授徒,著书立说,他的《夷夏论》在朝廷与佛教徒展开激烈辩论[17],为道教巩固、充实作出了贡献。唐代司马承祯、杜光庭等道教人物在浙东的活动,形成浙东道教“佛道双修”的特色,深得代诗人的向往,单以天姥岑为例,天姥或以王母代天姥的唐诗共有148首,证知天姥在唐代诗人心目中的地位了。

         “仙源道踪”是唐人踵接而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确立了“佛国香城”的地位:

         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有两块里程碑耸立在浙东,对“唐诗之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块由支道林等高僧树立在剡中沃洲;一块由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在天台山的石梁和佛陇,最后在天台山南麓发展为规模宏大的国清寺。

         沃洲在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佛学修行者的中心地。[18]根据汤用彤先生关于般若学思潮中“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的考证,这些代表人物的多数,是在剡中。汤先生的考证是:

         “六家”一为本无,本无分出二家,一是竺道安;一是竺道潜;二为支道林的即色宗;三为于法开的识含宗;四为竺道壹的幻化宗;五为支愍度;竺法蕴的心无宗;六为于道邃的缘会宗[19]。

         以上“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只有竺道安在长江以北、支愍度在当时的京都建邺外,其余都在剡中。就是说,其代表人物总数的75%在剡中[20]。该书又说,所谓“六家七宗”,从实质上区分,只有“本无异”、“即色”、“心无”三家[21]。若此则这“三家”都在剡中,也就是说,“中国佛学走上独立的道路”的里程碑,在剡中沃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对此,古人是明白的。如梁代刘勰,在《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记》中说:“般若炽于香城,表刹严于净土”。意思是:因为剡中般若学说非常炽盛,所以在这里建造起庄严的佛寺。石城寺,即今新昌大佛寺,如唐诗人赵嘏有《早发剡中石城寺》诗可证。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智顗,为何也像司马承祯那样,远离河南故土定居在天台山,形成了中国佛学史上第一个宗派。就是说这两块里程碑树立在浙东,是因缘际会,而非偶然。

         综上所述,以唐诗之路三要素为中心,考察唐诗之路与越文化研究,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1、唐诗之路所经之地,与越国地域范围,大致相同。2、丰富多彩的越文化,使唐代诗人游弋浙东的形态也多种多样。3、浙东山水和越文化,是唐代诗人创作诗歌的题材,唐诗与浙东山水和越文化有着整性的渊源关系。越文化是唐诗之路的文化底蕴,唐诗之路是越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2005年4月
注释:
[1]《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1987年10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张习孔、田珏主编。
[3]《浙江地理简志》198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4]《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
[5]《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1975年中华地图学出版社出版。
[6]《国语·越语上》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1998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7]《论衡·虚书篇》。
[8]《全唐诗》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
[9]《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组编写的、198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浙江地理简志》之三1985年8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11]《全唐诗》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
[12]《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1996年9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3]《晋书》唐?房玄龄撰《全晋文》严可均校辑1958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
[14]《高僧传合集·梁〈高僧传〉》慧皎撰1994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5]《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竺岳兵著,2004牟5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16]《中国李白研究》82页拙文《天姥山得名考辨》,2000年10月安徽文艺出版社。
[17]《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撰。
[18]《简明中国佛教史》镰田茂雄(日)著。
[19]《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著1997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主编1985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1]《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主编1985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编辑: 徐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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