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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与天姥
来源: 大爆奖娱乐官网  作者: 盛鸿郎   2011年06月08日16:11:04   [字号: ] [打印]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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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多年前,当我尚读高小之时,家兄就竭力推荐《徐霞客游记》(以下简称《游记》),并买来铅印本一套,可惜年幼不解,书早己不存。1998年,才再次购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本。通读之余,除对这位大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深感敬佩外,似乎收获不多。读此书,唯出会墅、望天姥、宿班竹这段日记印象最深,可能出自对故乡的热爱和妻家刘门山的缘故吧!但闲时细读,可考出霞客行踪;对今曹娥江上游河源的记载亦可界定天姥山;与绍兴友人的交往可明其游踪的原委;或许从《游记》还得出一些启示,供开发旅游参考,遂写下本文。

        河源:界定天姥

        徐霞客对河源的考察有《盘江考》、《溯江纪源》(一名《江源考》),尤以后者著称。对绍兴而言,他在《游天台山日记(后)》末尾详细记述了天台山分南北诸流的情况;并有大体沿天姥山支脉徒步考察的记载,对界定天姥山有重要意义。

        历来人们对水系的认识较为明确,这可能与水流由小溪逐级汇成江河纳入大海一直自高而下有关,加之早期交通以水运为主,自然认识较早;而对山脉认识则不然:山区人迹罕至,山峦起伏高低错落,给人们认识造成困难。早期是从个别山头的命名的开始,逐渐形成山脉的概念。在测量学兴起和地形图出现后,才有清淅了解山脉的可能:山脊线连成的山脉与溪河连成的水系如叶脉状相间而存在。笔者在 《绍兴水文化》一书中简称为:“水以山分,山以水界”。可惜的是:至今未能有山脉的专著,能像水系一样,对山脉的起迄点、主脉与支脉的分级以及各自地域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或规范性的表述。其实,在山区这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在平原地区由于河流的人工改道及堤塘的建设,影响到山脉的界定,在此不再展开,仅对天台山有关的问题作些说明。

        与绍兴有关的天台山主脉大体蜿蜒于新昌、天台边界附近:东起新昌、天台、奉化三界交界的撞天岗(929.8米,海拔高程,下同,由此向北延伸,则为甬江水系与曹娥江的分水岭四明山脉);经新昌小将林场的牛平岗(978.2,黄泽江与新昌江的分水岭沃洲山支脉始于此),向西南延伸;经华顶(天台山主峰,1110),折向西北,至观音头(977),向西南经关岭(455),西至新昌、天台、磐安交界的鞍顶山(834.3)。因与大盘山交点尚需讨论,不再详述。

         位于万年寺北1.25公里处的观音头,峰顶高程977米,峰西有村名高像头(1989年版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或称高墙头(《浙江省地图册·天台县》),以“观音头”度之,应以“高像头”为是。天台山主脉自东南来,经此峰折西南去,南为桐坑溪所出,流人三茅溪,在天台城西入始丰溪,此即霞客所记:“又西为秀溪之水,其源出万年寺之岭,西下为龙潭瀑布,西流为九里坑,出秀溪东南而去”者,属椒江水系。观音头东为乌溪(或称乌坑)之源,北为三十六渡坑所出,此两坑系新昌江上源茅洋江(黄坛江)的支流;西为澄潭江支流左纡江的一支王渡溪源头,均属钱塘江水系。作为曹娥江上源的澄潭江与其支流的新昌江之分水岭应始于此。因其为天台山脉的支脉,中有名山天姥,姑暂以天姥支脉称之。

        天姥支脉自观音头向西北,经鳌坑岭(854)、天灯盏(838),在地藏寺(819)北入新昌境,过马鞍    (723)、牛牯岭顶(703)、藤公山(468)、笔架山(拨云尖,818.1,石磁坑与桃源江分水岭始于此)、通明灯岗(605)、狮子岩(370),至于会墅岭、大元岗头(582)(桃源江与新民江分水岭起点),过八堡大山(715.6,新民江与潜溪分水岭起点),经任胡岭(394)、和尚岩(406.5,潜溪与澄潭江分水岭自此始)、南岩山、龙亭山(291.1),入嵊州境,尖灭于澄潭江与新昌江会合处——县城西南之捣臼爿。天姥支脉始于天台北境,贯穿新昌,终于嵊州南境。其山域界于三十六渡坑——新昌江之左岸与王渡溪——左纡江——澄潭江右岸之间。而古称之天姥山范围大体指会墅岭以上支脉,即南界王渡溪,西濒儒岙溪(王渡溪支流)、桃源江(亦称惆怅溪、赤土溪,新昌江支流),东、北以三十六渡坑,新昌江为限,精确面积尚待量算。

        在没有地形图为依据的明代,徐霞客据其所见所闻,对天台山脉两侧的河流记述十分详尽,尤以“天台之溪,余所见者”最为明细;对桃源江及即使“余屐未经”的新昌诸水,也据访问,作如下记载:“又正西有关岭、王渡诸溪,余屐亦未经。从此再北有会墅岭诸流,亦正西之水,西北注于新昌。再北有福溪、罗木溪,皆出天台之阴,而西为新昌大溪,亦余屐未经者矣。”

        在这里需说明几点:关岭处天台山主脉,岭南诸溪流入始丰溪,岭北诸溪入王渡溪;“会墅岭诸流”据文中意思,仅指桃源江,为其亲历,但不涉及儒岙溪;福溪、罗木溪,今己难见于记载,据《浙江通志·山川八》引《明一统志》:“(天台)山去天不远,路由福溪,水险而清,前有石桥,广不盈尺,长数十丈……”,可见福溪即新昌江上源茅洋江。嘉靖《浙江通志》亦称石梁瀑布为福圣瀑布,亦可为证。福溪之名可能源于晋孙绰《天台山赋》:“仍羽人于丹邱,寻不死之福庭”。罗木溪从文义看,亦为新昌江上源之一,出天台山,疑为今青坛江(小将江),可能因其源流附近有罗坑山(937)、木牌岭(492)两山,故称之。

        我们再来看徐霞客崇祯五年四月十八日的行程:

        “饭于(万年)寺。又西北三里,逾寺后高岭(即观音头)。又向西升陟岭角者十里,乃至腾空山(今称藤公山),下牛牯岭,三里抵麓。又西逾小岭三重,共十五里,出会墅。大道自南来,望天姥在内,已越而过之,以为会墅乃平地耳。复西北下三里,渐成溪(今称桃源江),循之行五里,宿班竹旅舍。”

        在“出会墅”前,徐霞客几乎循天姥山支脉行进;至会墅,他也认为“望天姥在内,己越而过之”,这与传统称天姥山的范围相吻合。自然,界于石磁坑与桃源江间的班竹山(899.7)亦归天姥山,因其己在会墅岭以上的笔架山分支,以天姥支脉言之,以会墅岭为界,其上段为古天姥山范围,应无大的出入。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对徐霞客严谨的科学作风表示钦佩之情,他在上述《游记》中,清楚地写下了“所见”,“未屐”及足迹所至,决无丝毫的含糊,真可成为后学者之楷模。

        友人:班竹之谜

        霞客班竹之行着实使人感到迷惑不解:费了半日功夫,翻山越岭39里,以“宿班竹旅舍”戛然而止,其目的何在?十日后才到黄岩,按其首次游雁宕的日程,天台至黄岩仅需二日,加之班竹至天台,也无非三日时间,据记载,他在临海曾至陈函辉小寒山,陈在《墓志铭》中言:“烧灯夜话,粗叙其半生游屐之概”,也决不会一住七日,对此,《游记》未能言明,遂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班竹自然有其神奇之处:班竹山为道家第六十洞天,南朝宋元嘉五年(428)秋九月,谢灵运一首《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之作,“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遂使天姥得以传扬,随后至次年七月“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的筑路行动,才有霞客所走的官道,至今班竹、会墅岭段遗迹尚存。唐代李白一曲《梦游天姥吟留别》更可称千古绝唱;天台道士司马承祯奉玄宗之诏赴京,至班竹有后悔之意,故班竹山及桥又有“司马悔”之名,所以班竹之谜亦可理解为天姥之谜,其沿天姥支脉的涉步考察可证明这一点。

        班竹一带更早尤为神奇的传说为刘阮遇仙女的故事。晋干宝《搜神记》、葛洪《神仙传》均有记载:剡人刘晨、阮肇上天台山采药迷路,以桃充饥,遇两仙女,结为夫妻,半载后,思乡归里,已历七世。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记此事发生于东汉永平五年(62),晋太元八年(383),复上桃源寻仙无着,徘徊于惆怅溪(又称桃源江)边,不知所终。当然,这仅仅是个美丽动听的传说而已,但在道教兴起及流行时期,人们总想寻觅仙人的踪迹,于是,就有传阮肇为阮庙(在嵊县城关东南)人,而刘晨则为刘门坞(今属新昌,在班竹北5公里)人。嘉泰《会稽志》载:“刘门山,在(新昌)县东三十里。相传刘晨、阮肇自剡采药至此山,有刘阮祠、采药径。”今刘门山水口尚存此祠;此外,班竹山还有桃源洞、石棋盘等仙人遗迹。1992年2月27 日,笔者为考察长诏抽水蓄能电站曾经燕窠登枫香岭,因时间紧迫,未及至班竹山。天台亦有桃源洞,在城西北17.55公里处,宋元祐年(1087),县令郑至道曾凿山开道,植桃建亭,后来,“桃源春晓”成为天台八景之一。徐霞客于万历四十一年首游天台山时就到过此地,他在《游记》中言:

        “自寒岩十五里,至步头,从小路向桃源,桃源在护国寺旁,寺已废,土人茫无知者。随云峰奔行曲路中,日已堕,竟无宿处,乃复问至坪头潭,潭去步头仅二十里,今从小路返,迂回三十余里,宿。信桃源误人也。”

        这次游程如此令人扫兴,但为何19年后霞客又要再次重游?是日,以天台桃源始,终于新昌班竹,又是出于何种原委?或许是护国寺己复,可以借宿,天台桃源景色为之一新;或是仲昭未曾到过,怂恿他不妨再游一次,这些可能都存在。但笔者以为无非是他将新昌和天台两个桃源作一次考察对比,这还得从友人说起。

        徐家在江阴为名门望族,所交结者亦多为名士。霞客八代祖本中(1361-1445)“奉诏羌蜀”,名显一时。洪武三年(1370)正月初七,云林生倪瓒为其取名时,年仅十岁。时诸暨杨维桢(1296-1370)为明太祖召至京师(今南京),适在阁中,为之作《本中书室图与云林子赋》,可说是绍兴名士与徐家交往之始。其后,萧山魏骥(1373-1471)与本中亦有交往。魏,永乐三年(1405)中举,次年进士,应召参与《永乐大典》的编修,历任太常寺少卿、吏部侍郎、南京吏部尚书,其女嫁洪钟(1443-1523)。本中亡故,魏曾作哀词,以示悼念。
       与霞客为友的绍兴人士有余姚姜逢元,字仲讱,万历四十一年  (1613)三月十五日得中进士,官国子司业,因忤魏忠贤罢去,崇帧九年(1636)七月至次年十二月,曾一度出任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天启四年(1624),霞客以《秋圃晨机图》为母八十寿,名人多题之,姜亦在其中,且在姓名之上冠以“古会稽”三字。从时间上看,似乎与霞客万历四十一年三月中下旬游四明无关,何况其系“独走”。他们相识应晚于此。

        与霞客关系最为密切的绍兴友人当首推山阴王思任(1575-1646)。王,字季重,号遂东,晚号谑庵。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举,次年进士,惜仕途坎坷,屡起屡罢。直至清顺治二年(1645),鲁王监国绍兴,始再起为翰林院提督四彝馆太常寺少卿,礼部侍郎。次年六月,绍兴陷落,避入凤林山中,九月绝食而亡。其名言为:“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让马瑶草》)。为一代散文大家。天启五年(1625)九月,徐母亡故,其曾作《徐氏三可传》,颂徐父、母,赞及霞客。

        思任亦好游。张岱在《王谑庵先生传》中称其“五十年内,强半林居”,“自庚戍(万历三十八年)游天台、雁宕,另出手眼,乃作《游唤》,见者为其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摩,尽情刻画,文誉鹊起”。而此年旅游之作,尤以《浙东三记》:《剡溪》、《天姥》、《石门》最负盛名。后来,这些明万历朝的文章却被收人《清文观止》。

        《天姥》一文,记述思任“从南明人台”的经历:过桃墅、饭班竹岭、过会墅、人太平庵看竹,望天姥峰,既涉及“桃花流水,胡麻正香”的刘、阮传说;又言及李白梦游诗,“一梦而吟,一吟而天姥与天台遂争伯仲席。嗟呼,山哉!天哉!”时在是岁四月间,比霞客于四十一年四月初六游大台桃源,足足早了三年。

        思任与霞客之交往,按《徐氏三可传》的记述,应在天启五年(1625)九月徐母亡后:

        王思任曰:“余邂逅徐仲子,一接谈而神与陆吾俱邈矣。及观其所挟册,玄宰、眉公两先生,极心力以章之。至孙闻斯、文湛持素亢杰不苟徇,亦乐以笔扎借人,是孝子所得者深矣。”

        两人相见之时,“接谈”的共同话题自然为天台、雁宕之游:霞客天台桃源的沮丧,思任新昌天姥的欢畅,形成强烈的对比,可能引起霞客对班竹的游兴。从崇帧五年三月十八日的《游记》中看:“昨游桐柏时,留为还登万年之道,故先寒、明”,可知其自万年寺,循天姥山支脉,至班竹之行,早已有安排,也可作为上述推测的旁证。

        至于霞客在“班竹旅舍”是否仅宿了一夜还是逗留了几日?或许上过刘门山,见过刘阮祠;或者登过班竹山,探过桃源洞、石棋盘,《游记》未载,但从时间上看,不无这种可能;再则,“宿班竹旅舍”与一游天台桃源时的“竟无宿处”及二游前夕“入护国寺宿焉”,形成强烈对比,似乎给人以某种暗示,姑且存疑。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徐霞客与绍兴》,全文刊于学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的《徐霞客研究》第11期。作者系绍兴市水利局原局长,新昌县城关人。著作有《绍兴水文化》、《萧风鸣与金瓶梅》等书。

 

 

 

 

编辑: 张春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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