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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越新昌“茶道之源”浅探
(代 序)
来源: 大爆奖娱乐官网  作者: 陈 放   2011年06月08日16:10:59   [字号: ] [打印]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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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越新昌,旧时称为剡县、剡中、剡东,山水秀丽,人杰地灵,不仅是唐诗之路的圣地,更是大唐茶道的主要源头。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剡东佛玄代表人物——支遁,新昌历史上的许多有关茶文化的遗存,以及引爆唐朝著名诗人、高僧、茶人一代伟才皎然上人茶道《饮茶歌》之茶茗、茶具、茶水、茶境、茶理来分析剡东文化对大唐茶道的作用。

        山泉积小溪,小溪成江河,江河归大海……无疑中华茶道,大唐茶道博大精深,它定有万涌细流,天地灵气汇聚而成,但我们将会看到夹于两汉与大唐的六朝剡东文化——“剡东光辉”,“沃洲现象”是大唐茶道的主要源头。

一、中国佛茶之祖——支遁圣地在新昌

        中国有各种各样上百个版本的茶祖之说,比如诸葛孔明说,神农说,浙江德清防风说,湖州除茶圣陆羽以外还有一位朱元璋敕封的民间茶神柳宿姑娘,磐安许逊说……但说起佛茶之祖,支遁大师(公元314-366)乃当之无愧列第一号交椅。

        支遁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性人物,中国般若学创世人,顿悟学倡导者,也是佛茶之风的倡导者,他对庄子、玄学、佛学、诗词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的学问人品不但受当朝皇上垂青,亦被当朝重臣谢安引为知己,被文化巨人王羲之引为笃交……可以说支道林是两晋数一数二的人物,在佛教中国化中乃开拓性的领袖人物,是一座文化巨山,亦是一位文化巨子。

        (一)作为佛玄导师,揉合了“儒道佛”使之成为中国茶道的精髓源泉

        大唐之所以能形成集“儒道佛”于一体的茶道文化,是与其直接源头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之风”分不开的。

        据董尚胜、王建荣《茶史》研究,魏晋以来,神州骚乱,文人无以匡世、达世,渐兴清谈之风。所谓清谈又称“玄言”、“谈玄”、“玄谈”,上承汉末的“清仪”,从品评人物到崇尚虚无,空谈名理,风靡一时。最初的清谈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期清谈家出现许多茶人。他们“终日清谈,必与水泉有关,中国饮茶之嗜好,亦当盛于此时,而清谈家当尤倡之。”(邓子琴《中国风俗史》)。

        在清谈家那里,饮茶与精神恰到好处地找到了结合点。更有甚者,据《世说新语》载:由于清谈家王蒙好饮茶致使许多士大夫把饮茶当成了“水厄”,比喻为遭受水灾之苦。

        玄学又称为玄风,形而上学,始于何晏、王弼、向秀、郭象之辈,它是魏晋以来一种主要的哲学思潮,主要是以老庄思想揉合儒家经义,以代替日渐衰微的两汉经学,它以《周易》、《老子》、《庄子》三玄为基本理论,摈弃世务,专谈“本末、体用、有无、名理”等玄理,喜欢作自由自在的玄想,又崇尚清谈高雅……但进入东晋时,受佛学影响、佛玄趋于合流,并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理,从而导致佛学渐盛、玄学渐衰。

        而以支遁、竺潜为代表的沃洲学派所处的剡中,由于十八名士、十八高僧云集于此,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佛学中心”、“玄学中心”。据陈百刚、陈新宇、金望平等研究,“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竺法深,识含宗的代表人物于法开,缘会宗的代表人物于道邃,即色宗的代表人物支遁,心无宗的代表人物竺法蕴,当时都曾在剡东峁山、沃洲山、石城山立寺修行,当世般若七宗有五宗在剡,可以说是东晋佛学思想的中心……”(金望平《剡东六朝文化》)。

        如果从玄学与“饮茶之风”的角度看,自东晋末年曹魏政权到两晋刘宋,期间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动乱(公元220-420年),农民起义、五胡乱华,摧垮了汉代大一统的局面,也打击了豪强地主门阀势力,儒家统一地位也在衰落,全国分裂,思想也极度自由。由此以老庄面貌出现的玄学在不完全背弃儒家封建伦理的基本观念的体系下,吸收了汉以来名家、法家的学说,以老庄思想为标志的哲学思想大兴其道(汤用彤、任健愈《魏晋玄学风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玄学家们追求的是一种超凡脱俗、逍遥放达的精神境界(支遁的《逍遥篇》养马放鹤就是最佳的代表),而茶“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效和”(唐汶《茶述》)……他们终日清谈,可以“茶散闷气”、“除脾气”、“善业气”、“除疠气”、“利礼仁”、“表敬意”、“稚去”、“行道”、“洁性不可污”……从而“以茶代酒”,成为玄学家们嗜好……加上魏晋道学“茶为药用”,也兴筑庐炼丹之风,佛教坐禅敛心、专注一境、静心、息虑,提神,益思,般若顿悟……饮茶之风日盛。

        据《重修浙江通志稿》记载:“浙江省佛教究应以何人始祖乎?此则应推竺道潜、支遁等,于法兰、于法开、帛僧光、竺昙猷等诸人……而以道潜、道林、法兰、法开为解义之祖;僧光、昙猷二人为习禅之祖。可见浙江佛学即定慧、双弘、禅智并运……”他们在沃洲、石城著书立说,创寺传教、品茗谈玄,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名士、高僧、高道。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中把当时至沃洲的十八高僧、十八名士或谈、或品、或栖、或论作了记载,孙绰则把七僧比作七贤。沃洲不但形成了浙江佛学中心,也是浙江佛教之始乃至江左、全国的佛玄中心。而从魏晋南北朝这股由玄到佛、佛玄一体思潮的杰出人物中,竺潜、支遁是两个集老庄诗儒佛理于一体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尤其是支遁他不但对般若学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其即色论开当时佛学一宗,其讲《庄子》名震天下被称为“支理”,尽管六家七宗都有玄、佛揉合之风,但支遁能吸收玄学的部分理论来论证般若学说,使般若学将就玄学,同时又运用般若思想来论证玄学理论,加以发挥,形成新的解释”(金望平语)。他亦道亦佛亦儒,是全国揉合、沟通玄佛的顶尖代表人物,为东晋佛教的繁荣及佛教中国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北有道安,南有支遁,他们都是影响深远的佛教大师。

        自汉传入佛教以来,那时佛教正处于一个与汉文化进一步融合的艰苦发展期,儒佛经常展开“大论战”。但佛玄揉合以后,佛教开始中国化——中国特色的佛教,玄佛融合后两者都相得益彰,而这股玄学幌子下儒、道、佛合流的思想大潮与体系恰恰是中国茶道的精髓与思想源泉。奇怪的是,尽管几派经常开展激烈的论战,但佛、道、儒、玄、神怪都不排除“茶”,并且茶是它们都能共同接受联系的媒介。但是茶一旦进入哲学、宗教领域,“茶”的物质功能已不重要,“一碗茶”还要承载更大更重要更深的哲学、社会、宗教之精神功能。尽管当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茶艺形式和精神功能系统的茶道,但是无论从茶道内涵文化上,还是从表象形式上,“中国茶道文化”已在那时初见端倪,……而以支遁为首的江左沃洲学派“集佛玄之大成”,为其后的大唐茶道提供了直接的精神营养。支遁在龙盖寺设坛布道,凿井开泉,此泉为神童、茶童陆羽开茶启蒙,又可能是历史惊人的巧合。支公尽管没有写《茶经》谱《茶歌》,但是他可以说是“中国茶道”的精神领袖。

        (二)“佛茶神风”的开创者

        在晋代门阀制度大行其道的时候,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们提出“以茶养廉”,其中陆纳、谢安、桓温以茶代酒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而据南国嘉木在《龙井茶》一书中的研究,龙井茶是远比支遁晚辈的谢灵运(公元385-433年)在天竺翻译佛经时从天台山带来的茶树种子,并种植载培的……那么,堪称“中国茶道精神导师”的支遁大师是否有直接的饮茶记载呢?

        唐朝著名诗人、茶文化家者皮日休(公元834-883年),湖北襄阳人,咸通八年登进士第,咸通十年为苏州刺史从事,其后入京为太常博士,出为毗陵(常州)副使……是大唐著名的文学家,茶文化专家。他系统总结了自周到唐的茶事及史实,写就了流传千古的《茶中杂咏》。在其序中写道:“自周以降……昔晋杜育有《舛赋》,季疵有《茶歌》,余缺然于怀者,谓有其具而不形于诗,亦季疵之余恨也,遂为十咏,寄天随子。”他把诗篇寄与另一大家陆龟蒙后便得到了陆氏的唱和,形成了中国茶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写的《茶中杂咏》唱和诗《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共十首,流传千古。他们从晋代大学问家杜育的《舛赋》到皎然的《茶诀》、陆羽的《茶经》……几乎涵盖了茶叶制造与品饮的全过程,在中国的茶坛独树一帜,成为千古绝唱。

        其中皮日休的《茶瓯》一诗如下:

        茶          瓯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

        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

        枣花似旋眼,萍沫香沾齿。

        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这儿的支公就是支遁大师。把《茶瓯》与《茶中杂咏》其它各章联系起来看,皮日休在这儿可以说把支公在松下饮茶之神风全境般地描绘了出来。“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声疑松带雨,饽恐生烟翠”。“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支遁岭上,古松树下,煮雪煎沸,品茗谈玄,支公神风是也!“佛茶之风”是也!

        皮日休、陆龟蒙与陆羽相差不过几十年,他们俩还专程去湖州长兴考察,还在苏湖两州从事,陆龟蒙是苏州人,对两晋茶事及陆羽、皎然中唐茶事了解比较清晰,因此,在此把支公作为六朝到大唐“饮茶神风”之代表是完全可信的,也表征了支公在茶道文化创世前的地位。

        唐代另一著名诗人裴迪在陆羽家乡湖北竟陵游览时看到支公开凿的三眼井也曾作诗一首:“竟陵西塔寺,踪迹尚空虚。不独支公住,曾经陆羽居。草堂荒产蛤,茶井冷生鱼。一汲清泠水,高风味有馀。”此诗神韵般讲述了支公与陆羽的茶脉源远。可以说,由于支遁开凿的文学泉水质优良,茶脉久远,深受历代茶人的推崇。

        因此,我们说支道大师是“佛茶一味”,“佛茶之风”的开创者,松竹高修的支遁岭亦是“茶风岭”……无论从精神启蒙、佛玄大成、般若开创还是“凿井开泉,筑坛建舍”之形式,支公某种意义上就是“佛茶之风”,“中国茶道”的精神导师。

        (三)龙盖寺的“设坛布道、凿井开泉”启蒙神童陆羽

        据《天门县志》记载,复州竟陵(天门市)有座龙盖山,东汉时在此建了龙盖寺,东晋高僧支遁在此设坛布道宣传佛理老庄,还开凿一井名品字泉,俗称三眼井,后改名为文学泉,陆子泉。想当年,龙盖寺的老僧积公把小陆羽救到寺庙里,给小陆羽喂的第一口水就是此支公泉……小陆羽从小就喝此水长大,并用此水从在龙盖寺学会煮茶泡茶,完成了茶童的启蒙。陆羽在龙盖寺不但喝品字泉水长大,更关键是支公的佛玄学问影响了龙盖寺的智积大师及少年陆羽,从支公——智积——陆羽或许有茶道之魂的精神传承。

        (四)两口“茶道祖泉”——真正的“天下第一泉”

        无独有偶,支遁大师不但在龙盖寺短短的设坛布道之时,开凿了“三眼井”——“品字泉”,而且在其一生创造般若学又最向往的剡东新昌也开凿了同样的“茶道祖泉”。据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记载:“太和二年春,有头陀僧白寂然来游此山,见道猷、支竺遗风,泉石尽在,依依然如故乡,恋不能去……”。支遁大师、竺潜在沃洲精舍边也凿有类似的“茶道祖泉”,甚或此“茶道祖泉”在前,龙盖寺品字泉在后……李白、孟浩然、刘长卿、朱放、皎然……到此对支公大有诗文赞叹,莫不已喝过此“茶道祖泉”——“支公泉”、“支公井”。   

        另据资料记载:县西二十公里有绵亘十公里的遁山系支遁故居,亦有支公井,支公岭,放鹤亭、支遁坑,响簧坡,拔箭岭,上马埠,云际庵,凤凰山,灵山屏,白龙潭等,千年以来这些地名故事几乎没有更改。原来遁山乡亦由于支遁大师而来……

        历史有时真会开玩笑,陆羽喝龙盖寺支公开凿的品字井长大,亦开始学会泡饮茶煮茶的道理,多少年后他的好友李季兰、皎然、朱放……等隐居剡东沃洲等地,说不定又喝上了支公在此的支公泉,煎泡了这儿的剡茗……重新领略了支公在此开创的“松下神风”及“佛茶一味”,……李季兰在剡中玉真观有可能亦是用此支公泉、剡山茗与朋友“谈诗品茗”,皎然大师亦是用此泉及剡茗加上支公的般若顿悟学,突然领悟到了“茶道”的“全尔真”,……因此,我们说支公泉、品字泉乃是真正的“天下第一泉”,是赋予茶道祖神们生命的“源泉”,脉泉,也是产生“中华茶道”灵感的源泉——“茶道祖泉”。

        (五)天下第一茶舍——沃洲精舍

        据陈百刚、陈新宇在《六朝剡东文化》考证,支遁25岁出家,53岁去世,在28年佛道生涯中前后两次入剡隐居。第一次在永和年间(344-356)《高僧传》载:“王羲之闻《逍遥篇》披衿解带,留连不能已,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也有专家认为342-343即入剡,向竺潜买山隐居建小岭寺——又名沃洲精舍,注《逍遥游》应在343年。第二次入剡应在晋哀帝在位三年之后,公元364年以后“谢安为吴兴守,与遁书曰:思君日积……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从陆那纳—谢安茶事可知谢安懂茶,从谢安与支遁交往看,无疑支遁更善清谈品茗。更据《沙门传》载:“遁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三年),心在故乡,乃拂衣东还就岩穴。路由稽山入沃洲,又建一精舍(即草堂,是否在石城附近或是遁山),晚移石城山栖光寺……

        沃洲精舍,支遁小岑发生的向竺潜买山及放鹤养马的故事可以说在隋唐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也深深影响了唐代的文人墨客、名士诗人。

        那么,沃洲精舍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呢?

        据陈新宇、陈百刚《六朝剡东寺院》研究,六朝期间剡地共有佛寺32所,其中今嵊州境内18所,新昌境内14所,这些寺庙大都集中在剡东。实际那时剡东人作为剡县边鄙之地,人烟稀少,万山盘曲,当时新昌尚未设县,加上交通堵塞,实际可能仅十几个村落,数千居民而已……但是在剡东沃洲——石城山,居然建有十几座佛寺,难怪剡东成为六朝佛教中心,“六宗七家竟有五宗云集剡东”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寺院绝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有高大宏伟的大雄宝殿,以及庄严的大佛坐像,佛家讲万物皆空,有的可能仅仅是一些茅屋而已(不是有道猷养鸡,支公养马放鹤之说,这在现在的寺庙是很难想象的)。

        因此,所谓的“沃洲精舍”实际上是“沃洲茅屋”、“沃洲草堂”、“沃洲茶舍”……加上由于支遁在此佛玄双修,筑庐结社,品茗赋诗,骑马放鹤,打坐顿悟,著书立说……又像是俱乐部、别业、茶舍,因此某种意义上称为“中国佛玄第一茶舍”,实在不过分(它不完全是严格意义上的佛家精舍,比如倡导理学的朱熹也曾建立过“竹林精舍”)。

        说起此“沃洲茶舍”——沃洲精舍,或支公草堂,唐朝的名士诗人留下了大量歌颂支公和与支公相关的品茗诗篇,有诗为证: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还越中》就有“禅客天心枚锡还,沃洲深处草堂闲……”。

        齐已“鸟幽声忽断,茶好味重回,知住南岩久,冥心坐绿苔,”“皎然未必迷前习,支遁宁非悟后生……”《道林寓居》中“即问沃洲开土僻,爱禽怜骏意何如”。

        孟浩然的《宿立公房》中“支遁初求道,深公笑买山……苔涧春泉满,萝轩夜月闲……”。“晚憩支公室,故人逢右军;……归途未忍去,携手恋清芬”。

        皎然的《支公诗》“支公养马复养鹤,率性无机多脱略……山阴诗友喧四座(像是品茗诗会),佳句纵横不废禅”……还有“云泉谁不赏,独见尔情高”,“剡茗情来亦好斟,空门一别肯沾襟……”;“山居不买剡中山(受支公影响),湖上千峰处处闲……”。

        贯休的“沃洲那不住……瓶担千丈瀑(好茶好水)”;“茗滑香黏齿,钟清雪滴楼……;还须结西社,来往悉诸侯;……猛烧侵茶坞……,茶和阿魏暖……,何妨似支遁,骑马入青冥”。

        诗圣杜甫的“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江蓬摇白羽,天棘梦青丝。空添许询辈,难酬支遁词”。

        刘禹锡的“诗情茶助爽,……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

        温庭筠《宿一公精舍》“松下石桥路,雨中山殿灯。茶炉天姥客,棋席剡溪僧……”。

        岑参的“闻君寻野寺,便宿支公房……然灯松林静,煮茗柴门香……”。

        ……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不但佐证了支道林不但具有“佛茶神风”,而且其“沃洲精舍”某种意义上亦是“沃洲茶舍”也。

        不难想像,以此“第一茶舍”为中心,以茶为桥梁摒弃儒道佛之门户成见,使王羲之的书法,许询的玄言诗,二戴的雕塑绘画,谢灵运的山水诗,僧佑的造像……加上竺、支的玄理般若,在这儿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核反应”,造就了六朝文化的“沃洲现象”或称“剡东效应”、“剡东光辉”!也难怪剡东后来成为唐诗、名士的心灵圣地。

        据研究茶馆文化的权威专著记载——《中国茶馆》一书介绍,茶馆是人们通常熟知的叫法,古代称为茶坛,茶肆、茶寮、茶店、茶社、茶舍、茶园、茶铺、茶屋、茶室、茶楼、茶堂等;茶馆这个名词直到明代才现于文献典籍当中,清代才成为惯称。

        一般意义上茶馆成于唐代,在初唐文献中关于茶、茶事的记载并不多,……直到盛唐“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累日不得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唐杨华《膳夫经于录》),……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有明确的关于茶肆的记载:“……开元中(公元713-741年)……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说明了开元时期我国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城市中已有很多煎茶出卖的店铺。唐代名画《唐后从行图》描绘了雍容华贵的武则天在前呼后拥下,一个手捧茶托的仕女跟从在后的画面……由此可知“沃洲茶舍”——“支公茶舍”远比它们早,从支公343年建精舍起,到至今有1674年的历史了,真可谓“天下第一茶馆”也。

        (六)茅茨茶屋——沃洲茶屋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注释中指出:“……故道猷诗云:连峰数十里,修竹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见有人……”。由此可知那儿不仅一所精舍草堂,可能还有几处茅茨草舍;它又不像一般的寺庙无牛马鸡鸣,还有“鸡鸣知有人”,更有仙鹤神骏……

        道猷有人谓“白道猷,来自西天竺居沃洲山,有人谓是西竺道士或高僧,比竺支隐沃洲山还早,入沃洲山距今已近1700年;有专家认为白道猷,帛道猷属同一人,应在竺支沃洲佛玄之风同期,……由此可知支遁的沃洲精舍边上还有“隐不见”的茅茨,亦为高僧高道,名士墨客,在此佛玄谈理,品茶赋诗提供了物质场所。由此可知,早在大唐以前,这里的“茅屋茨房”已是现在“茶屋”、“茶吧”的最早发源地。其时的“茶屋经济”、“茶舍经济”可能还是维持“寺院经济”来源的一大部分呢?近1700年的“茶屋茅茨”或许是中国最早的“茶屋”。

        (七)般若支学也是“茶道之父”皎然的方法论钥匙

        饮茶修道,饮茶即道(饮茶本道)的探路者皎然大师,内外兼精,诸家皆备,堪称一代伟才。遍观皎然的思想宗脉中,他对江东般若学似乎情有独钟,对谢灵运也评价极高。“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彻,及通四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背造极,非得空王之道助邪?”认为其祖先谢灵运诗格之高,在于得益于般若空宗之奥秘。

        “诗情缘意发,法情寄筌空”,“诗情聊作用,空性唯寂静”“宿昔祖师教,了空无不可”,“世事花上尘,惠心空中境”……表达了他对般若学的高度重视。

        据著名专家徐文明先生研究,皎然重视般若宗义有两大原因,一是出于传承江东文学传统。剡溪、剡县既是他谢氏的祖籍,特别是剡东是以谢灵运为代表的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他继承了这股文学传统。二是由于他禅宗一派的宗风,皎然上人“于出世之道,往来释老又以禅门为归,于释氏之教,兼重禅律而终归于禅……”于内外之学,时禅时诗,时诗时禅……而其终以诗名世。

        在文学上以南朝文学为标准,特别是剡东之风为参照,在佛学上以江东义学为旨归,支公般若为理源。故文尚自然,义重般若。而几百年的剡东恰恰就是自然文风,佛玄般若的中心地。

        为什么支遁的般若义学能对皎然有方法论的启迪呢?

        所谓般若,也即是智慧(佛教特指的智慧与世间稍有不同),智就是“抉择义”,即是抉择一切缘起现象,对一切事物的现象和本体,善于抉择,善于认识,善于从现象到本质,透视现象,悟证本体,达到最高理性。

        而所谓慧,就是善于观照,观照诸法空性,代表由根本智所证得到的“真如境界”,一般是指法性、空性、真如、涅槃、菩提。

        两者合起来就是“如实知晓缘起性空”的道理,提高智慧,得到开悟,达到圆融无碍,真俗融通,穷究宇宙人生的真面目。

        般若的精神是淡泊宁静的,安详柔和的,慈悲喜舍的,是吉祥和谐的,是大智无我的。

        皎然上人能出类拔萃、高于众生,从“一碗茶汤”中悟出“全尔真”的“不二境界”,“无我境界”,能道出圆融和谐、真俗仙灵的人生宇宙真面目,“其路径真如般若的路径”,般若智慧“像一盏指路明灯一样”使其顿悟开慧。

        因此他时佛时道,时诗时逸,时禅时茶的风格很像几百年前的支公,甚或是支公再世.也可以说谢公的文风,支公的般若与茶风对以后的皎然大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是皎然茶道方法论的源泉。般若空宗之奥秘是理解皎然茶道从“一碗茶汤”里顿悟出“全尔真”羽化仙境的一把钥匙。

        神者支公!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佛家云:小粒沙尘中拥有三千世界,一朵花可以观照整个世界。同样,“一碗茶”可以明世事、察真理、决风云,可以观照整个宇宙万物。支公开创的佛茶神风、般若顿悟就是这样的学问,它可让你在“一碗茶”里洞察大千世界,包容天下之事,达到羽化仙境。

二、新昌南明山石城寺(大佛寺)有很早的佛茶掌故

        俗话说“名山名寺出好茶,名山皆有寺,名寺出好茶”。中国茶道的形成与遍布大江南北的名寺名山分不开。

        新昌剡东作为当时江南甚或全国佛教中国化的中心,以支遁大师开创的“佛茶之风”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剡地特别是剡东新昌的其它佛寺。更大意义上,竺潜、支公也是石城寺的开山之祖。

        比如著名诗人齐已“闰年春过后,山寺始花开;……鸟幽声忽断,茶好味重回。知住南岩久,冥心坐绿苔。”

        唐彦谦的《游南明山》曰:“久闻南明山,共慕南明寺。几度欲登临,日逐扰人事……羊肠转咫尺,鸟道转千里,屈曲到禅房,上人喜延伫,香分宿火薰,茶汲清泉煮,投闲息万机,三生有宿契……。”

        南明山周围隐岳寺、元化寺、栖光寺、九峰寺、列翠院、南岩寺……好一派“茶汲清泉煮”,茶香飘百里的佛茶境界!

        因此,不独地处沃洲山,东峁山的东山寺,小岭寺、有佛茶神风,遍布剡东的兴善寺、昙济居处的孟塘山,灵居院、云居寺……亦有剡茗沫香,佛茶神韵。正如前面所述,其对社会开放的“茶汲清泉”可能除用于客来敬茶,诗文喧座外,还可能是除拨款赞助之外“寺院创收”、“寺院产业”的重要部份。

        三、天下“第一茶亭”

        据《中国茶叶大词典》茶亭:是旧时民间建于路旁供行人饮茶和休息的场所,是“施舍和出售茶水的亭子”。

        大唐朱景云《茶亭》诗云:“静得尘埃外,茶芳小华山。此亭真寂寞,世路少人闻”。

        小小茶亭毫不起眼遍布各地,却是古代乃至现代人民积德行善与人方便的一个场所。茶亭与茶馆看似相近实质不同,茶亭有简陋茶摊的形式,都无其商业性的本质,它主要是为南来北往的行人提供解渴、休息之便而设。

        谁都可以设想,长途跋涉,骄阳如火之下,疲备口渴之时,如能在此茶亭喝上一口土茶,谁都会对施茶者感恩戴德。

        据《中国茶馆》一书记载:“设茶亭为过往行人施茶,其起始距今已有一千多年”,有史记载最早的为“五代之时(907-960年)江西婺源的方姓阿婆,在浙赣边界的浙岑设摊,经常在此施茶,济人不计其数,形成了“方婆遗风”。

        实际上翻阅新昌的茶亭文化堪称全国之最,远比江西婺源久远。据新昌的民间传说及陈百刚、陈新宇等专家考证(《新昌乡村文化研究》,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8),新昌的茶亭文化堪称源远流长。且不说在唐代以前从水路到沃洲山,石城寺、梅湖、兴善寺有否茶亭;但在唐及五代早已形成“茶亭村庄(陈百刚老师具体位置茶亭可能有移动但此茶亭村已在唐五代就形成),从原始路边的茶摊到某一茶亭到形成村落,古时可能要历经几代人上百年,因此新昌茶亭的历史远比江西婺源“方婆茶亭”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从支公时期始,从梅湖往东到沃洲,再往西到九峰寺、兴善寺、码头、遁山,亦有类似的茶亭。其中传说中出东门去桃源沃洲的小石佛茶亭,是一处古驿道上的驿站茶亭,至今犹存。

        设置茶亭,施茶以惠行人,解行人之所渴,积善积德,可以说是新昌茶道文化之一大美景。据民国《新昌县志》记载:县内多山、各村路上设路廊、茶亭或茶庵来施茶,总数有300多处,资金大部分来自慈善捐肋,全县共有茶田1000余亩,请专人负责焙茶供应,千年不衰。像现在横渡桥、关岭路廊亦有茶亭遗迹……有些茶亭还配有草鞋、灯笼、草帽、药物之类,供行人紧急时无偿取用。……这些茶亭、路廊既能遮阳蔽雨,又可歇脚聊天,讲故事,传信息,是民间文化的交流场所。

        民国县志还载旧时新昌有佛寺34所,庵235所,庙361所,这些佛寺、庵、庙许多也皆有茶亭施茶功能……由此而知,新昌茶亭文化实属发达、丰富。

        我们现可在新昌地图上找到的茶亭村,本来是南明山,亦是古石城寺的入口,开山之前这里为一峡谷,丛林茂密,野兽出没……打自石城寺建成以后,“石壁开金相,楼台世界稀”,峡谷也因水土沉积变成平地,……因此这里成了由城往西门去鼓山及进入石城寺的交叉路口。加上石城寺的佛茶之风,乐施好善,估计在唐以前形成了茶亭,到唐朝时形成了“茶亭村”,引领新昌茶亭文化之风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不消说此茶亭不一定是中国最早的茶亭,但至少是随石城寺佛茶之风而形成,历经1000多年不衰,实为中国之最!尤其新昌一小小山区边鄙之地,有几百处乐善好施与人方便的茶亭遍布乡里,实为新昌茶文化的奇观。

        四、剡茗——是引爆皎然“茶道”灵感的引子

        茶道茶道,以茶为道,以茶载道,此“茶”肯定是十分重要的。

        作为一代大师,对茶学、茶文化都有研究,且佛道双修,诗道精湛的皎然上人开创了大唐茶诗高质量高水平的先河。

        在大唐,皎然作茶诗并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多的,但是作为领袖群伦之开山之祖,其16首茶诗水平之高、茶理之深,可以说是大唐同时代诗人无出其右者。

        茶道茶道,我们可以理解为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即道,前为形而下,后为形而上。作为从佛道理念及更高精神之道层面提出“茶道”定义的皎然大师在“饮茶歌”中以剡茗作为主打,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其时剡东一带的地理、气候、海拔,确是好茶生产的最佳场所,另一方面是早已游遍大江南北的皎然上人确实品出了剡茶的质量为“国之上品”。皎然在几首饮茶歌里都提到了剡茗的神奇(《饮茶歌送郑容》)有一定的争议,新昌有香炉峰,庐山也有香炉峰,而慧远的虎溪三笑即是一大典故,但是前面一开头讲的丹丘羽人之茶给人联想到剡茗),而且在其它许多诗里直接或间接提到了剡茗、剡山及支公佛茶神风……

        除皎然外,杜甫、李白、刘长卿、孟浩然、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皮日休、温庭筠、唐彦谦、陆龟蒙等许多诗人都在他们充满激情的诗篇中,或从品茗、从品泉、从茶具、从茶事、从煮煎、从茶会茶舍、从仙源、从羽化、从得道等角度,直接或间接地赞扬了剡茗之神风。

        茶道茶道,先有茶方有道!只有顶尖好茶方有资格承载大道!

        可以说,源于剡东新昌的剡茗亦是直接引爆皎然茶道灵感的引子。剡茗是承载世界第一幕茶道、第一局茶道之境、第一泡茶道之汤、第一支茶道之歌,第一支茶道之舞的物质载体,这就是剡茗的伟大!皎然上人的伟大!剡溪茗,剡山茗乃“国之神茶”也!

        五、剡溪上游,天姥山—沃洲山麓,亦是出神水的地方

        俗话说,“水”为茶之母,好茶要用好水泡!

        剡东不但出好茶而且出好水,且不说支遁建沃洲精舍时在草堂边“凿井开泉”,被“著名茶人”白居易记入《沃洲山禅院记》载入史册……,刘长卿更是把自己在新昌的山庄叫“碧涧山庄”。李白在著名的《梦游天姥吟》中一再提出天姥山之泉水:“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石城寺》曰:“……僧向云中老,泉从石缝流。”;孟浩然的“苔涧春泉满……”;皎然上人的“梦里春谷泉,愁中洞庭雨。聊持剡山茗,以代宜城醑”;贯休的“雪洗香炉碧,霞藏瀑布红”,“瓶担千丈瀑”;刘禹锡的“松间白月照宝书,竹下香泉洒瑶席。”;戴叔伦的“清溪一路踏花归”、“清泉鹿迹幽”;孟郊的“碧嶂几千绕,清泉万余流”;“镜浪洗手绿,剡花入心春”;李咸用的“竹醉小池前……僧爱用茶煎。”;罗邺的“乱泉飞下翠屏中”、“万点飞泉下白云”;李中的“梦去沃洲风雨寒……新试茶经煎有兴”;唐彦谦的“岚气滴晴雨,……茶汲清泉煮”;……如此等等,非常丰富,数不胜数。
      
         六、古越青瓷国之精品,为剡茗茶道之良器

        “好马配好鞍,好茶需好器”。“茶滋于水,水藉于器”。“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

        古越大地是中国陶瓷文化的发祥地,从浦江的上山遗址,唐代同属剡县现今嵊州的小黄山文化,萧山跨湖桥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几乎都有陶器文明的光辉。

        新昌除了兰沿,央于村一带的考古发现外,据潘表惠等人研究在已挖掘的剡东墓群中亦有各种各样的青瓷盆、壶、罐、钵……

        据权威专家研究,“越窑也是世界瓷器、中国瓷器的发祥地”。晋代大茶文化专家杜育的《荈赋》指出:“择器拣陶,出身东瓯”,东瓯亦即越瓷。其后陆羽的《茶经》、皎然、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等大家都把越瓷作为上上品。陆龟蒙有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马骋、李剑敏在《中国名窑地图》一书研究越州的上林湖、铁锚山是闻名全国的瓷窑。越州辖区的会稽、山阴、诸暨、上虞、余姚、剡县、萧山都以生产玉似冰的青瓷而著称……

        陈文华先生指出:“由于青瓷盖茶,唐代盛行青瓷茶具,其中尤以越瓷生产的秘色瓷釉色青幽如碧玉,釉质晶莹润澈,胎质细腻,最受达官贵人的宠爱。”

        越窑从生产原始青瓷的商朝开始经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一直到宋,延续了两千余年的烧造历史……在国内享有盛誉。剡东剡茶正处于这样上品的越窑青瓷重地,自然而然使大唐茶道在这儿发源增加了必不可少的元素,这也是最盛名的“茶瓷之路”的发祥地。

七、沃洲天姥为道家福地,亦可能是“仙境丹丘”

        从天姥山作为道教第十六福地,从刘阮采药遇仙女,葛洪、王羲之炼丹,再到道家权威经典《云笈七签》所载新昌方圆百里就有沃洲、天姥岑、司马悔山、王罕岭、金庭洞天、及第十洞天等洞天福地,可谓是中国道教洞天福地最多的县域,自古以来道脉兴盛。

        茶道之父皎然的茶道创世《饮茶歌》指出“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而如果以天姥山为中心,直径100-200公里划圆,有十几家道教的福地与洞天围绕其间,温州、天台、黄岩、山阴、会稽山、四明山、衢州、余杭、金华等,可以说是其时中国道教福地洞天分布最密集的地区。

        有人说这个“丹丘”是第一懂得茶道的人,也有说丹丘是一个地名,如刘景文教授认为“丹丘”是传说中的仙境,昼夜长明。《楚辞?远游》有:“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归乡”(《中国茶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天台记》云:“丹丘出大茗,服之羽化”。

        笔者以为无论丹丘子、丹丘老姥是真是假,是汉代还是晋代,如果丹丘子是一道士,剡东新昌葛洪、王羲之炼丹之处及作为中国道教权威著作《云笈七签》记载认定的三大福地及一个洞天的所在地,又是著名的“刘阮遇仙故事”的世外桃源,魏晋之时高僧高士的活动中心,“丹丘子”完全有可能在介于余姚——天台之间的道教洞天福地——剡溪新昌一带活动。而如果“丹丘”是一个地名,即神仙居住的地方剡东新昌刚好介于四明山余姚与天台山华顶峰之间,《天台县志》把新昌城关镇石城寺谓其西门,沙溪金庭观谓其北门,这样新昌沙溪、小将、拔芽、大市聚、儒岙及其天姥山似乎整个都是天台山脉之北麓。也有古史学家认为,天姥应为“天始之姥”,它与天台山的关系是姥姥与儿孙之关系。更为人说天姥山是王母娘娘在东方的行宫,而这是吸引大唐许多诗人来剡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剡东作为“仙源佛窟、世外桃源”的中心完全有可能是真正的“丹丘”之地。

        茶道专家章胜利认为:“……丹丘子、黄山君都是汉代的仙家……,丹丘是天台山的支脉”(章胜利《道名茶》2005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另一种认为丹丘丹丘,是四明山、括苍山、天台山、天姥山系之间的红色丹霞山系(过去没有完全污染,越中少有的新昌丹霞地貌更是红色)。除了新昌特别的丹霞地貌外,新昌还有许多玄武岩地,它们亦是红色土壤,即“丹”色,配上古松下的茶林也是红色“丹丘”。
       
八、“刘阮遇仙”处是六朝隋唐文人中理想的“神秘仙境”

        在六朝志怪小说中有一个特别脍炙人口的故事,即刘阮遇仙。晋干宝《搜神记》曰:“刘晨、阮肇入天台取谷皮,迷不得返……”晋陶潜《搜神后记》宋刘义庆《幽明录》都有记载。

        关于刘阮遇仙的具体地点有几种说法,剡东新昌说,天台说,宁海说。宁海说他们自认为桃花峧本乃新昌的飞地,其它根据很少。剡东新昌说,新昌有刘门山,刘门坞、采药径、阮公坛,惆怅溪,桃源洞、刘阮庙……与《幽明录》中更加相似。经陈百刚先生考证,天台之桃花坞、金桥潭、双女峰、神女石、迷仙坞等从资料看更迟且多为后人想象追加,连徐霞客几次上天台为考证此事也呼有上当之感觉。加上东汉之时,新昌沃洲山至天台实难通路,谢灵远凿山开通后剡、台之间才有通路……,因此这个“刘阮遇仙”的“乌托邦仙境”应在新昌刘门山一带。这一点有唐代李白、皎然、刘长卿……等无数诗人有诗为证,而且正由于这点还引来包括王、谢及以后大批唐代诗人文人到这里来求仙寻踪。

        那么从“刘阮遇仙”故事能反映出哪些与茶文化有关的信息呢?

        1.刘阮故事发生汉明帝永平五年(62),其时国人把茶当药看,他们采的药包括葛根、五味子、夜交藤、当归、半夏、甘草、苦槚(苦茶)……也即刘阮采药当含野生茶。

        2.《搜神记》载刘阮遇仙是去“取谷皮”,此谷皮是一种树藤,用于做纸。陆羽《茶经》也有记载:“纸囊以剡藤纸白厚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这种剡纸是当时全国最好的茶叶包装用品,其后唐朝很多诗人对剡纸有所记载,比如崔道融有一首《谢朱常侍寄贶蜀茶剡纸二首》曰:“瑟瑟香尘瑟瑟泉,惊风骤雨起炉烟。一瓯解却山中醉,便觉身轻欲上天”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茶诗,可以说剡纸在当时与越瓷一样有名,著名诗人顾况更有《剡纸歌》:“剡溪剡纸生剡藤”……天姥山上有太多太多的剡藤在唐代制作剡纸用以茶叶包装……,由此知这儿是中国最早的茶叶包装的发源地。

        不管“刘阮遇仙”故事的真实程度有多大,经六朝、隋唐大批文人、名士、佛道宣传,这里已成了最为理想的“乌托邦仙景”,从剡溪到天姥山也形成了一条寻踪乌托邦的“仙源之路”……这种“乌托邦仙景”恰恰是皎然上人心目中一辈子追求的“羽化意境”,他在这里找到了“茶道”中最为理想的“意境参照系”,也与        他一辈子亦道亦佛亦诗亦茶中“默想的羽化世界”完全相符。

        茶道茶道,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看不见摸不着,既是理想的又是默想的,既是空想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梦想的又是实在的。在皎然的“茶道歌”里构建了一个主体的和谐的宁静的乌托邦王国。而从东汉到中唐几百年来,“刘阮仙源”就是人间能找得到的,看得见的仙源之所在。

         因此,开创茶道先河的皎然《饮茶歌》不论在何时何地写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在山东兖州所写),其“茶道”两字须有核心元素:

         1. 茶是剡中茶——剡溪茗;

         2. 器是包含剡中在内的越州瓷——越州青瓷当时天下第一(皎然也很欣赏邢瓷,在此《饮茶歌》中用的可能是白色的邢瓷);

         3. 仙是剡中仙——第一个懂得茶道的高手丹丘子大剡中;

         4. 水是剡中水——剡溪水乃冲泡茶叶最佳之醴泉甘露;

         5. 境是剡中境——剡中素有“仙美窟宅,烟霞原委”之称;

         6. 茶叶包装是剡中纸——剡藤纸。

         由此可知,茶道茶道,其灵感顿悟“源泉”莫不是剡中茶、剡中道乎?

         有人说日本茶道是“美的宗教”,通过一碗茶能看到神圣的和平……中国的茶道是“美的哲学”,通过一碗茶能发现“和静怡真”,但是我以为在中国茶道创世人那儿,更有“美的宗教”之韵,并且在那儿“美的哲学”与“美的宗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

         道家《抱朴子》曰:“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

         此外,皎然的《饮茶歌》中通过“一饮……再饮……三饮……”而得到的“道”又非一般的“道”,而是“全尔真”之“丹丘羽化”之道……

         什么是“丹丘羽化”后的“全尔真”之道?

         就是天人合一,有无合一,客我同一,即心即宇,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极高明而道中庸,无为而无不为”……

         这就是“全尔真”的茶境!

         这就是“一碗茶汤”、“一片茶叶”要能达到的境界!

九、六朝文化看一角——魏晋南北朝茶文化是大唐茶道的萌芽

         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在《中国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一书中认为:“中国的茶道思想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著名茶文化专家中国茶叶博物馆馆长王建荣及中国茶叶博物馆资料部副主任郭丹英女士在其《中国茶文化图典》(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茶文化的形成期”。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魏晋南北朝的茶文化。

         从《三国志吴志》记载吴主孙皓倡导“以茶代酒”已可知当时吴国已知饮茶,但此时茶是王宫贵族们才有资格享用的物品。

         为了对抗西晋帝王贵族聚敛成风,官吏士人争富斗奢的门阀风气,出现了东晋陆纳、恒温的“以茶代酒”的故事。南北南齐世祖皇帝在临死前下诏,他死后祭祀灵位上不以三牲为祭,只放些干品、果饼和茶饮便可。亦要“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可以说是带头倡廉,以茶养廉。

         但是真正让茶走向文人、民间、社会,其标志是两晋清谈之风与玄学的兴起,特别是晋室南渡以后,佛学在有可能产生茶道的江南产茶区兴起,从以茶为媒进行儒道佛论战到玄佛合流,使中国社会的哲学思想从文化主流层次上解决了“茶道”思想上、精神上、理论上、宗教上的准备(茶道茶道究竟是形而上的精神上的东西),而这种思想上、精神上、宗教上的准备是在六朝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才有可能产生,在短暂的隋朝及大一统的唐朝都不可能盛行这种“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月以继年,年以继纪”的各种门派、宗教、学派的“清谈论战”。“可以说是清谈之需带出了茶,还是清谈之风带出了茶文化之风”。

         从三国张辑的《广雅》、西晋杜育的《荈赋》到《齐民要术》、《北堂书钞》、《异苑》、《杂录》……等典籍上可以看到六朝特别是晋室南渡后“饮茶之风”在江南开展流行。

         38年的大隋史载“文帝病脑,遇俗人,告以煮茗草服之,果效,人竞仿之”可见隋文帝的举动对饮茶的宣传大有益处。茶从上层走向民间,人们竞相仿效。又随大运河的开通,饮茶之风慢慢在北方开始普及。后到初唐、中唐随宫廷的倡导,政府的措施,茶猛然成为“举世国饮”。

         由上可知,“茶”从王家贵族走向民间,“茶业”从零星的野生大茗走向大面积的种植,茶学,茶文化从偶尔的典故、掌故走向皎然,陆羽,《茶决》,《茶经》这样系统的理论,两汉和隋唐大一统之间的“六朝”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从魏晋南北朝总体历史文脉看,晋室南渡致使全国学术,思想中心偏向江南。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社会背景,由于谢王士族扎根剡溪,竺,支等高僧云集剡东,一时儒道佛巨子纷纷云集于兹,使名不见经传的剡溪,剡东一时成为江东学术中心乃至全国的中心。加上越州浙东气候又是天然的野生茶及全国名茶产地,竺支谈佛,谢王论道,清泉煮茶,从而形成了佛道文化,佛茶之风,名士之风特盛的全国茶事中心。并非刻意而为的佛玄般若,第一茶舍,第一茶亭,剡山剡茗,越瓷剡水,刘阮仙境,天姥醴泉,羽化仙境。福地丹丘,佛茶清煮,“佛天雨露,帝苑仙浆”……等等成了大唐茶道的主要源头之一,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区域及时代的限制。

         我们把历史的时光倒回去,在汉唐两大帝国夹着的这个江南六朝,尽管长期争战,王朝更迭,宫庭内乱,国家分裂,人民流离……,但是它也换来了历史上重大的进步。

         它是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时代;

         是一个政权争夺变换如“传舍”,人生命运飘泊如“转蓬”的时代;

         是一个舟船继路,海洋文化兴起的时代;

         是一个儒道佛争吵又合流,大刮清谈之风,佛教变成中国化的时代;

         是一个学术空气自由活泼,文人名士风度旷达、浪漫的时代;

        是一个开始饮茶,从药变饮,从宫廷走向社会,累积茶文化并为日后“茶文化”提升成“茶道”进行练兵准备的时代;

         是一个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

        古越剡溪一角是六朝文化中的一个璇涡,一方净土,也是整个六朝文化中闪闪发光的一颗明珠,它的光芒使它不但成为“大唐茶道的灵感之源”亦成为成群结队的大唐诗人心目中的仙境,圣地,这些茶人、诗人们为此或壮游、探游、品茗游、仗剑游、寻仙游、考察游、灵感游……,从而形成了光彩夺目的“茶道之源”、“唐诗之路”。

         三百年六朝其文化也巍巍矣,五万丈天姥其茶脉也钟灵矣!

         结论:综上所述基于剡东文化在六朝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特别是以支竺为代表江左佛玄学派对全国的影响,支遁大师直接开创的佛茶之风,以谢、王为代表开拓的剡东新昌名士、仙道之风,以“刘阮遇仙”为引导的仙源福地,特别是作为统领三界十方的王母娘娘的行宫——天姥山,……以及新昌尚在的第一茶舍、第一茶亭、第一茶篓、第一茶泉,遍及南明的茶煮清泉、江南硅化木……还有以此创造的第一支茶道歌、第一支茶道舞、第一泡茶道汤、第一支茶道茗以及历史上都有记载的天姥茶炉,大唐茶坞、王母醴泉、茶瓷古道、天姥山神话、支道林、支公泉、支公故居、第一个茶叶包装……如此等等,尤如万涌细流使新昌在“大唐茶道文明”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尽管皎然、陆羽长期生活在它处,但在剡中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故而剡东新昌的茶文化在大唐茶道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亦为大唐茶道的茶脉之源,文脉之源,灵感之源。

         陈放简介

         中国策划学创始人、联合国特聘专家、中国探月工程市场开发办副主任、国际策划协会中国区秘书长、国际品牌标准组织中国区秘书长、北京创意村策划机构董事长,同时还兼任几十个城市政府顾问,中国广告俱乐部名誉主席,中国策划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创意节秘书长,2008北京申奥专家团成员,清华、北大等特聘教授,科研成果获中国社科院及中国军科院一等奖,获联合国文化贡献奖,著书50多部,有十几项策划成果创世界之最及吉尼斯纪录。

        参考文献

        1、陈文华《中国茶文化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2、黄志根等《中国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3、陆羽《茶经》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4、马骋、李剑敏《中国名窑地图》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5、陈百刚主编《剡东六朝文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

        6、王建荣、郭田英著《中国茶文化图典》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

        7、陈百刚等主编《新昌文化研究》,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8。

        8、竺岳兵主编《唐诗之路唐诗总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9、林治《茶道养生》世界图书出版社2006。

        10、施海根《中国名茶图谱》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

        11、徐传宏《茶坛》农林读物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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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陈宗懋《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

        14、徐海荣《中国茶事大典》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5、刘枫《茶为国饮》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16、陈彬藩《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

        17、南怀瑾禅林闲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8、《全唐诗》北大中文检索系统。

        19、《唐才子传》。

        20、《天门县志》。

        21、《新昌县名山胜迹志》新昌城建环体局编。

        22、刘鹏著《中国佛教》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

        23、《陆羽研究》2005-2006,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

        24、余悦《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25、南朝宋山谦《吴兴记》。

        26、龚建华著《中国茶典》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27、余悦《茶理玄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28、《茶博览》《茶叶》《茶业通讯》等杂志。

        29、中国茶叶网,中国茶城网。

        30、新昌县政协文史办《新昌唐诗300首》。

        31、刘景文编著《中国茶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32、福琳《宋高僧传·皎然传》。

        33、新昌唐诗之路研究社,《中国李白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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