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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寺点滴
来源: 大爆奖娱乐官网  作者: 陈新宇   2011年06月08日17:37:23   [字号: ] [打印]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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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量桥

         凿成石弥勒像时,石窟旁建有石城寺,护传记洞口建三层阁,吴越王钱镠建阁也只三层。五层楼阁的出现当在明、清设计无量桥同时。

        无量桥是衔接石窟口与大殿面阁的一组过渡衬砌建筑,形制巧妙,为他处少见。整体作高空拱桥形,全长42.3米,桥前中部为七楹大殿掩却23.6米,难识全貌。拱桥13.5米,拱下沿离地16.1米,桥墩厚8.7米。两墩底长各为14.4米,墩台筑至高8.4米后起半圆拱。桥拱下成为石窟外延,构成大殿一部分。桥身除靠石窟一方外,均外包条石,中实土砾。桥顶中厚一米,上有十平方左右平台,建殿阁二层。平台两边斜下呈梯形,至墩台两端下降约一层楼面,东首桥台外有石阶可登。

        (二)五层楼阁

        弥勒大殿外观为五层楼,底层七楹,顶层一楹,层层收束,下广上小,呈宝塔状。

        第一层七楹面广27.25米,檐高5.8米。二层五楹广21.85米,檐高10.85米。三层三楹广12.8米,檐高15.25米。四层假三楹广8.3米,檐高19.25米,五层一楹广5.5米,檐高22.85米,最高顶脊24.45米。

        1982年落架重修后总高比前升1.65米,第一层升1.2米,二层升0.25米,三层升0.2米,升高后四,五两层全筑于无量桥上,消除了原来第四层半在桥前半居楼上,以致三层重起顶脊的脱节现象。底层放至七楹处,消除了光绪重修时的底层并缩为五楹,不设底层翘角的缺陷、使整楼的结构更为完整、匀称。

        (三)弥勒大殿

        整个大殿殿堂为凸字形,外殿七楹面宽23.6米,内殿广三楹13.5米。殿门至佛背22.5米,实为三部份构成:

        (1)石窟佛龛(最深部):洞口广15.7米,龛深8.9米,龛外余1.4米接无量桥。

        (2)无量桥下(中部):宽13.5米,深8.7米(拱底穹高16.1米略低于石窟顶)。

        (3)下三层面阁所掩部份(外部):广27.25米(注一),深自大门至无量桥为4.9米(注二)。
         下三层面阁为假楼,无楼板,不可登。

        (注一:)大殿广七楹,居中一间5.5米,左右两间各3.65米,靠边四小间各2.7米,边柱外各1.8米。

        (注二:)大殿门外为走廓,檐柱至殿门3.1米,檐口至檐柱1米。

刘勰碑文中之石佛形象

         齐梁时石城石弥勒像建成,由《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作记,文中对石佛作了如下描述:

         妆画云毕,像身坐高五丈,若立形,

         足至顶十丈,圆光四丈,座轮一丈

         五尺,从地随龛光焰通高十丈。

         记述并列了两个高度数据,而全文所记仅为一尊大像,可见两个数据是同一石像的不同角度的叙述。“坐高五丈”,当是坐像坐于 “座轮”之上部份的实际高程。“若立形”则是假定坐像起立时的高程。即前者为臀至头顶之高,后者为足至膝,膝至臀,臀至头顶各段长度之和。所以记“若立形”的十丈高度,是因为僧护最初造佛时作过心愿“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疑弥勒千尺之容”。(《僧护传》)尊重这“十丈”之数。由于青壁实际不够十丈,故变通了一下,成了“坐形十丈”,即是整个身躯高十丈,作坐状。由于人身上下半身相等,所以坐像成了五丈。最后一句“从地随龛光焰通高十丈”,写了整个石窟连圆穹的高程。把地面上一丈五尺坐轮,轮上五丈坐像,后方石壁至穹顶的顶上高峰尖锐的四丈圆光(头部遮却五尺)合成高程十丈,使“立形十丈”不至误解为“像高十丈”。

        查齐梁时尺合今公尺为23.6—24.6公分。十丈可高达24.6公尺。目前跏趺坐像实高13.76公尺,略高于五丈(12.3公尺),连座高1.91公尺在内比十丈还差9公尺。有人以为所差9公尺是后世大殿地面升高之数。事实并不可能。梁·慧皎《高僧传》僧佑条“像以天监十二年(513)春动工,至十五年(516)春竞,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可见当时已建“三层台”,明代后虽改五层搂,上层建于后世衬砌的“无量桥”上,平洞口高程仍为三层。(层均高4公尺零),大体保存当时形制。若当时洞基再下9公尺,层高要达8公尺,建筑上实不可能,1980年落架重建时发掘了大殿基础,一公尺下有大磉础,当年可能比今低一、二公尺,而显然不会相差太远。从当时地面至佛顶高程看,座轮一丈五尺加像坐高五丈,共为六丈五尺,合16公尺,与今座、像合高15.67公尺也基本符合。

         碑还对石像作了颜色的记载:“磨砻之术既极,绘事之艺方骋,青   与丹砂竞彩,白鋈与紫铣争耀”,可见像是敷彩的,有青、红、白、紫、黄五色,到今天还如此。

        综上所述,梁初像成时并非有立、坐两像,也非原为坐像后改立像,而一开始即是一尊坐像,像坐于座轮之上,座轮高一丈五尺(3.8公尺)比今龛座高一倍,坐像比今略矮,地面比今略低,足部外露可见,足至膝至臀至头顶可逐段丈量。后壁有“两际圆满,中峰高锐”的圆光。像本是石胎粉泥,雕彩并施。洞窟与佛像高程基本未变,而坐形却非今日的掩足跏趺状。

宋初的石城大佛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僧辨端作《沃洲石城山大佛身量记》留下一组数据,有高程也有广度。原文如下:

        “龛高十一丈,广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一十丈。座广五丈六尺。其面自发际至颐长一丈八尺。广亦如之。目长六尺三寸,眉长七尺五寸,耳长一丈二尺,鼻长五尺三寸,口广六尺二寸,自发际至顶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长一丈二尺五寸,广六尺二寸。足亦如之。”

        看数据,丈量较为仔细,但按宋尺折算,实不可解。宋尺合公尺为30.7厘米,比齐梁尺24.6厘米长了近1/5。佛高十丈应为30.7米。今洞窟全高才17米,佛像连座只高16.65米,几乎相差一半。可见辨端用的不是宋时官尺。

        应该相信:辨端的数据来自实际丈量。而石窟、石像高程及石窟深度三个数据为开凿时规模所决定,后世不能有大改变。同时,既经丈量,其本身数据应该是可信的。

        辨端数据有一个与刘勰记载不应相同而恰又相同的数字,即是“佛身通高十丈”。齐梁至北宋近五百年,尺度长了1/5。而“十丈”之高未变。从中透露了一个契机:即辨端可能是先认佛高为十丈来处理其尺度的,也即辨端之尺为佛高的1/l00,刘勰所记地面到像顶合坐轮、坐像之高为齐梁尺六丈五尺,折1599厘米,其1/100为16厘米。假定16厘米为一尺来看几个较稳定的数字:洞深五丈当为8米,与今实测8.8米仅差0.8米,佛头从颐至顶为三丈一尺,合4.96米,与实测4.88仅差8厘米,基本符合。可见这一推测不是凭空设想。

        辨端记洞深与佛高之比为5丈:10丈=50/100,龛广与佛高比为7丈:10丈=70/100。而今实测:洞深与佛高比为8.8米:15.6米=56/100。洞广与佛高比为15.9米:15.6米=101.6/l00。如佛高不变,洞深相差为6.2%,基本相符,(可能为地面升高像略有减短所致)龛广却宽了31.6%,几乎拓开了1/3。

        如上,据辨端记北宋时像与今像比较,石窟拓宽了近1/3。原来座宽(五丈六尺)小于龛宽(七丈),今已合而为一。两足跏趺亦由此放宽了47.2%,发至颐一段面容略有增长,发至顶相应减短。耳长增了1/4,原记有足掌长,今衣裙覆膝,足已不可见。

        日增    然太平兴国八年(983)(量佛前19年)从天台到新昌礼石像,记为“梵容奇特,虚阁巍峨”当时梵容或不同今日安详睿智之相。

清初的石城大佛

        吴越王钱镠开平三年(也即是新昌建县的第二年一909),拨款修建了石城寺殿阁,“赐山曰南明,乡曰像明”,因此宋以后大石像也称南明石佛或沃洲石像。

        钱镠大修后六十五年,宋开宝六年(794),他的孙子忠懿王钱俶作了维修。再三十二年景德初(1004)邑人石、董二氏又重修宝阁,诏赐了“宝相寺”新额。自此又叫“宝相寺”。僧辨端咸平五年(1002)制《沃洲石城山大佛身量记》在景德维修以前二年。从咸平到康熙五十年(1710)这七百年中留下宋天圣五年(1027)钱惟演撰《重修宝相寺碑铭及康熙五十年邑人吕    《重修南明寺碑记》两篇碑文,其间整个明代三百年仅在县志中略有反映。这七百年间关于石窟的记载共有四条:①“开宝六年(974)忠懿王钱俶塑二菩萨并高七丈,俾大像于阁前。”(钱惟演碑)②元·元统二年(1334)原侍像坍坏,僧普光更为坐像二,又布铜网于其前。③明永乐(1411)重建毗卢阁为三层五楹,高十三丈五尺。(这二条均见《万历新昌志》)④“余少时读书于山房,寺尚可观,迨弹冠而出,拂衣而归,则宝相剥落,洞坼台倾”(康熙五十年吕    碑)。

         上述四条资料中,前三条只记及殿中增塑佛像的变动未记大石佛情况,后一条记了康熙二十至五十年间“宝相剥落,洞坼台倾”的衰颓景象,大石像的表面泥塑又一次有了 “损坏”。由上记述可见洞内设置变化是频繁的,其主要是大石像前增塑侍像的变动。宋时增塑过二个大立侍像,元时塌坏又改塑了二个坐像。这既非大石像本身由立像改坐像,也不是多尊立、侍像并存。

        明末山阴人张岱(1597—1679)在《西湖梦寻》中有一首《大石佛院》诗,写了南明石佛,只是极言其大而已。到是康熙年间的朱竹诧有一段具体描述,可惜只是耳食之言,不大好相信。录在这里作为参考。

        “吾浙石佛,指不胜屈,而吾所见闻,得其三焉!一在西湖之灵石山,仅一佛头与肩耳!即所谓秦始皇缆船石,一在绍兴之柯山,亦一佛头及肩与手,两耳相通,中可容人往来;一在越之新昌山中,为钱武肃工造。坐佛三,长有五丈,莲台如之;立者二,计高十丈。其孙忠懿王又增凿二菩萨夹侍之,亦崇七丈,莲台宝座皆具。昔钱氏赐钱八千万贯.造阁三层以覆之,今则殿宇久颓,惟见数石人巍然坐立于空山风露中而已”。这段文字,其后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还作了转引,看来传得颇广。

        朱竹诧在康熙十八年时年五十,举鸿博,据称“中岁以还,学问愈博,风骨愈壮”。从这篇记述看来,写时当在康熙二十年以后,且不说石佛非钱王所造。就是所写的三个坐佛(连莲台宝座)及二尊立佛都高有十丈,还有二尊七丈立侍,共七尊大像存这个阁内是实在放不下的。要“凿”二尊立侍更不可能,因为刘勰碑中记的洞中只有一尊石像,佛前是不可能再留大石“凿”佛的。因而“数石人巍然坐立于空山风露中”的情况,也不可能是实。这一些只说明朱竹诧只是闻而非见,记人家传说罢了。而康熙中期寺院的衰败到是事实,同时代的吕    也是这样说的。

有关石城高僧

        日本求法僧;

        最澄——   

        平安初由天台经剡东往明州(宁波),曾求得刘勰碑文。其所作《越州将来目录》有《剡山石城寺弥勒石像碑》一卷。      

        圆载·惠运·圆修及圆珍——

        平安初来天台山、剡县。据传圆载曾告圆珍“于剡县住颇久。圆载《行历抄》:

        大中八年(854)二月初旬留学圆载离台州赴剡县。此地属越州,与唐兴县(今天台县)相距一百八十里。

       大中八年是唐武宗会昌后八年,由于武宗废佛,圆载曾一度还俗居于剡县。

             然(938——1016)

       近年从     然带回日本的释迦端像胎内发现一篇由他亲笔写的《入宋求法巡礼行并瑞象造立记》文曰:

        癸未岁(太平兴国八年一983)离天台,十一日到新昌县,以礼南山照澄大师(道宣律师谥号)三生所制百尺弥勒石像,梵容奇特,虚阁巍峨。以十二日前进,过杭越,历涉数州。

石城寺与高僧

        《续高僧传》卷二二载:唐睦州龙兴寺僧慧朗(巩公),至剡溪石城寺,见一禅翁,莫知其来,鹤发冰肤,目如流电,声含钟律,神合太虚,乃问朗曰:“子将何之?”答曰:“欲往天台求大法。”因同行十数里,憩林树下而持训之,曰:“法常寂然,彼亦如也。何必随远,当化有缘,宜归本生,度无量众。”言毕,求之天方。悟佛知见,林栖谷隐,几经数载,乃却归故邑慧安寺(传中有“景龙中,新昌县令余仁等递请降临”等语,未知何指)。

        又:唐苏州通玄寺僧慧旻(573~639),曾东人会稽,至剡礼石佛,天台游讲肆。

罗隐与大佛寺

        罗隐在人们口碑中是同徐文长一样有名的人物。

        罗隐(833一909)本名横,字昭谏,余杭人。十次考进士不中,改横为隐,民间称为“罗隐秀才”。唐宋时佐杭州吴越王钱镠,因而传了不少故事。

        罗隐故事的特色,说罗隐是“讨饭骨头圣旨口”,讲了便要实现。在大佛寺流传下来的罗隐故事也不例外。

        大佛寺引胜亭(今称翠浪亭)下通往县城的小路边,就有一处石壁叫罗隐秀才岩。路过的人们总爱对着石壁叫几声“罗隐秀才”,得到的是“嗳…”的应声,屡叫不爽。据说罗隐就闭在石壁内。

        钱镠王修大佛寺,罗隐来寺监工程,一日逛山碰到大雨,与同来协助修寺的鲁班先师一道慌忙躲进一片悬崖复盖的岩洞底下,定神之后,罗隐抬头一看,悬岩欲坠,不觉喊了一声“不好,岩要掉下!”鲁班知道罗隐是金口,所讲的话要应验,连忙把随身带的一根直尺往上一拄,迅速跳出洞口,随即轰然一声,悬崖倾下封了洞门。鲁班虽拉出尺子,却已弯成直角,从此木匠就用的是曲尺。罗隐只喊叫没逃避,就被封在里边,但是没死,只要叫他就会答应。故事自然是想象而成的。若叫“罗隐”自然就应“隐”了。得叫“罗隐秀才”才能应“嗳”。可说也巧,罗隐死年倒确是梁开平三年(909)也即是钱镠修大佛寺这一年。

        除故事外,罗隐还真的留下了一首有关大佛寺的诗《赵能卿话剡之胜境》,全诗如下:

        会稽诗客赵能卿,往岁相逢话石城,
        正恨故人无上寿,喜闻良宰有高情,
        山朝绝     层层耸,水接飞流步步清,
        两火一刀罹乱后,会须乘兴雪中行。

        看第三联的写景,象是真的来过石城。另外《送    光大师》《送裴饶归会稽》两诗中有“禹祠分首戴湾逢”,“金庭路指剡川隈”等句,看来到过剡县是无疑的。新昌在罗隐死前一年建县,因而他写诗时,石城还是剡县的一部分。

 

编辑: 王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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