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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文化与新昌
来源: 大爆奖娱乐官网  作者: 赵 曦   2011年06月08日17:37:23   [字号: ] [打印]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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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以化人”、“文以载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往往是通过它的文化来传承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会深深地存留在集体的记忆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最具生命力。就具体地区而言,自然也会有各各不同、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传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始终是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是主体;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道教,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主干。儒道互补,再加上外来的佛教(经中国化后也成了中国的佛教),构成了二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道教作为本土宗教,曾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等方面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同时,它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理、教义体系,积累了大量的经籍和文献资料,成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源于中国本土的原始宗教崇拜,又融合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学说,以东汉时期张道陵建立五斗米道为标志,道教从此正式创立。魏晋南北朝时,经过分化和改革的道教大放异彩,并终于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更一度成为封建王朝的国教。这之后,历经元、明、清三朝,道教随着封建统治的衰落而走向了世俗,却又大量吸取民间通俗传说中的经典元素,为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正因为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脱胎于我国的民间信仰,所以道教信仰在它的创建之初,就同我国的许多民风民俗有着割不断的紧密联系,时至今日,一些道教仪范,早已不露形迹地渗入了民间习俗之中,如祭奠仪式、婚丧嫁娶、四时节令,莫不如是。道教扎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兴衰,在历史的长河中起起落落。浙东地区是中国道教形成与传播的重要区域,迄今这一地区尚有一定的历史基础,有不少信众,特别是温州、台州地区,温州大大小小的道观号称有三千;台州的天台桐柏宫是道教南宗祖庭,境域内宫观众多,全家信道,从小信道的尚不在少数。

  那么,道教在我们新昌地区,究竟有哪些遗存?曾产生过怎样的影响?这就是本文所要努力加以探讨的问题了。

  一、新昌地区与道教相关的记载和传说

  佛教在新昌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久闻于世,而道教的传播和影响,则知之者甚少。其实,道教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在新昌地区要比佛教文化更为早出。与新昌相关的道教神仙传说,最早见诸庄子笔下的“任公子钓鳌”故事,据说任公子的钓台即在今新昌南岩山。而在东汉时的剡东(今新昌地区)已有刘阮遇仙的故事流传于世,说新昌是中国道教神仙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亦不为过。

  剡人刘晨阮肇采药遇仙的故事,发生在新昌天姥山区,在我国文化史上影响极大,为六朝志怪小说中的名篇。晋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等都载有这一故事,内容大同小异。大意为,东汉永平年间(一说公元62年,一说公元72年),剡人刘晨、阮肇入天台山中采药,迷路遇仙,结为伉俪,刘阮思归返里后,欲重觅仙踪,已无迹可寻,遂留下了这既美丽又惆怅的仙凡爱情故事。故事流传甚广,东汉时,今嵊州、新昌直抵临海一带的群山统称天台山,故天台、嵊州都有相传为刘阮入山采药的所在。考诸文献,当以新昌的刘门山、刘门坞为是,山中至今犹存刘阮庙、采药径、刘阮石、弈棋岩、桃源洞、惆怅溪、阮公坛、迎仙阁、迎仙桥等原生态文化遗迹。历史上以此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历代名流如元稹、曹唐、王十朋、阮鄂、齐召南、袁枚、黄炎培、郁达夫等都有相关诗文传世;元曲大家马致远的《刘阮上天台》,更是把这一传说搬上了戏曲舞台。

  至三国时,新昌地区则有“杨德祖剡溪觅金刀”的传说。相传三国魏杨德祖(杨修)到四明山,遇一老人,告诉他:“我见到山中涌泉,流着一把金刀,有两位仙人举着神火照着,你可以去寻找。”杨德祖朝所指方向前行,果然见两人举着火,并且确实在水中觅得金刀,约二尺长。而那两人却突然不见了。杨德祖说:“两火合成‘炎’字,‘炎’边得刀,那就是‘剡’字。这条溪就得名‘剡溪’。”当年杨德祖还有200字铭文刻诸崖上(见梅福《四明山记》)。这当是又一则受道教思想影响的神话传说,它把剡地的得名,也同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了。

  比“杨德祖剡溪觅金刀”的传说影响更大的,当数“两火一刀可以避灾”的懺言。据《晋书·郭璞传》载,晋元帝还是晋王时,让郭璞占卜,郭璞占罢说:“会稽当出钟,以告成功,上有勒铭,应在人家井泥中得之。”待到元帝即位,大兴初年时,会稽郡剡县人果然在井中得到一只钟,上有古文奇书十八字。当时人所能认识的,只有“会稽嶽命”(《嘉泰会稽志》为“会稽徽命”)四个字。郭璞说,这是祥瑞,当应在会稽,后来遂有“两火一刀,可以避灾”的懺言。出钟的所在即在剡东(今新昌)鳌峰(今新昌大市聚镇)的一个山村,这村子后来就名“钟井村”;这井,也就叫作“钟井”,至今尚在。这故事也许可以认为是南渡以后的东晋为创建和巩固新政权所造的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说明当时道教的影响,已经深入上层和民间社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定,新昌地区在历史上与道教文化渊源甚深;也应该说,在这一范畴内,确有许多具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去深入探讨。

  二、历史上周边地区及新昌的道教洞天福地和道教宫观

  道教以崇尚自然,返朴归真为主旨,于是就认定白云缭绕,幽深僻静的高山深谷为仙人的理想居所。《释名·释长幼》亦云:“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道教称仙人、真人所居的名山为洞天福地,是很有些道理的,毫无疑问,在那样的远离尘俗、常年累月得以与大自然相亲相近的所在,当更有利于修道之人妙悟玄通,也有利于延年益寿。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和道书《云笈七签》等道籍所列的道教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其实都是我国的一些风景十分秀丽的胜地。反过来说,所谓名山文化,其实也就是依托名山、以宗教文化为主体,以崇尚自然为核心的一种文化现象。道教中的仙人对自己的居所作这样的抉择,即使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加以辨析,也很有道理。此中确乎包含着我国古代哲学、美学、心理学、地质、地理、生态、景观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归根结底,也就是融合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

  道教的洞天福地,按道教的说法,当是由上帝命真人治之,为得道之所。何谓“真人”?《淮南子·本经训》云:“莫生莫死,莫虚莫盈,是谓真人”,当然是道德高深的人(神)。可事实上,道教中的“真人”大多是受过帝王封诰的“仙人”,如唐代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等等。

  新昌地处台剡之间,天台、四明、大盘山,群山纠结,风物绝殊。四周道教气氛十分浓郁,诸多名山皆为洞天福地。如会稽山洞为三十六小洞天的第十洞天,若耶溪为七十二福地的第二十七福地,四明山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的第九洞天,金庭山为第二十七小洞天,天台灵墟(即天台桐柏山)为第十四福地,赤城山玉京洞为道教十大洞天之六,黄岩委羽洞为十大洞天之二,括苍山为十大洞天之十,临海盖竹洞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第十九洞天,仙居麻姑洞为第二十八小洞天等等。事实上在唐人杜光庭列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前,这一带早已道观环布,为道教活动十分昌盛的地区。就以新昌本邑而言,在道教七十二福地中,就占有三座名山,即:第十五福地的沃洲山(由真人方明治之),第十六福地的天姥山(由真人魏显仁冶之),第六十福地的司马悔山(由真人李明治之)。以新昌一小小山邑,据有三处道教福地,这样的情况,在全国亦属罕见。这一现象,生动有力地说明,在历史上新昌地区的道教信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道教活动和道教文化的传播、影响是十分普遍的。

  为了替道教活动提供场所,也为道士们提供栖止之地,于是就出现了道教宫观。这些道教宫观,客观上也起着展示道教面貌的作用,闪烁着道教文化的光华。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把宫观所承载的诸多文化现象(如与道教文化相关的绘画、雕塑、音乐、建筑艺术等等)归结为道教宫观文化。

  县城东六十里王罕岭,有金庭道院,据《王氏宗谱》载:“右军(王羲之)隐剡东,创金庭道院于罕岭。”罕岭,即今王罕岭。新昌地区的道教宫观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见诸史籍的,有晋王羲之于鼓山所创的紫芝庵,嗣后不久南朝·宋禇伯玉建太平观于白石山。由宋至明,新昌地区有史可考的道观有:宋绍兴十八年(1144年)林安宅所建,宝庆中赵时佺重建的鼓山真圣观;宋嘉定间,建于东岇山流河岭北的桃源观;宋石迪之建于县城东的崇真道院(始名栖霞,淳祐中陈雷改建);元初至元十三年道士侯湛然建于县西百步之佑圣道院;明代尚书吕光洵建于鼓山的真武帝院。此外,鼓山昔有玄真观,塑玄真帝师像,明时已废。旧时大佛桥附近有东岳庙。据民国《新昌县志》卷五记载,新昌境内还有西坑、坑西、胡卜、榧林、后山根、上徐、唐家坪等7处白鹤庙(殿),“白鹤仙人”传为汉时“天台仙人赵炳,宁绍台所通祀”。财神崇奉,历来尤为民间所重视,乡间除有诸多关帝庙、玄坛庙外,明代以来江南一带还形成了祀奉“五路”财神的习俗。“五路”也有称之为“五显”的,“五显者五德之灵也”(《吕光洵五显碑记》)即显聪、显明、显正、显直、显德。这就兼有了彰显道德崇拜的内涵了。旧时新昌城关镇就有五显庙,明代邑人吕光洵曾为五显庙作过碑记,存于民国《新昌县志》。至今回山镇下坂头村口尚存五显庙遗址……可见道教宫观文化,在新昌历史上也甚为可观,道脉绵长。

  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近百年来,道教在新昌正在走向衰落。道观相继倾圯或被学校、佛教徒所占领,道教信众失去活动场所,散处民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昌重阳宫道观的兴建和正式对外开放,于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与新昌地区相关的历史上的知名道家人物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批活跃在新昌地区,对道教文化的传播起到过重大作用的知名道教人物,其中首推书圣王羲之。

  出身王谢世家的王羲之,自幼即深受道教天师道的深刻影响。至今嵊县桃源乡乡民还把他供为乡主祀奉。事实上世代名宦的王谢世家,一直都笃信天师道,说他们是天师道世家,亦不为过。尽管王羲之早年入仕之初,确曾有过一番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雄心壮志,论才华也是“当世亦少有其比”(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但在腐败之至的东晋王朝却并无用武之地。政治上的不得志和天师道的深刻影响,促使他早早地辞官归隐,成了一名虔诚的天师道信徒。晚年的王羲之栖隐剡东,“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不远千里……穷诸名山,泛游沧海。”(《晋书·王羲之传》)新昌鼓山紫芝庵就是他晚年隐逸修道的处所之一。宋代陈永佚作《右军祠堂碑》还有这样的记载:“右军隐剡东,创金庭道观于罕岭。”罕岭,即今新昌王罕岭。应当引起注意的是,魏晋时期,特别晋室永嘉南渡以来,大批士族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纷纷进入华夏大地的本土宗教道教信众的行列,使得道教倍增了浓郁的文化色彩,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夺目光采。王羲之晚年崇奉道教,同时又在书法、文学艺术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即是这一现象的光辉范例。这在大大提高了道教的文化品位的同时,无疑也大大推动了本地区多方面,特别是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及与王羲之同时代,并交往极深,崇尚自然又雅爱老庄哲学的高僧支遁。这位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中的一宗--即色宗的创始人,是东晋第一流的高僧,同时又是一位融玄、释、道于一身,个性极其鲜明的“高人”!当时北中国胡马纷纷,血雨腥风;偏安一隅的东晋政局也动荡不已。但学术思想却空前活跃,在玄学兴起的同时,西方传入的佛教与本土宗教道教,也进入了相互融合的成熟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支遁,不仅同一些出色的道教人物如王羲之、谢安、谢万、许洵等深相结纳、相知甚深,并对老庄哲学,特别是庄子的《逍遥游》感悟至深。尝作《逍遥论》,时人评为“标揭新理,才藻惊艳”,被人们称之为“支理”,即支遁对《逍遥游》的领悟和理解。正是他,吸收并运用了佛家般若学的辩证思想,丰富了老庄哲理并作了卓越的发挥;反过来又运用老庄思想以论证佛家的般若学。有人说他“外佛内道”,只恐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甚至可以说,恰恰是他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先河;同时也为道家哲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为老庄哲学提供了新的丰富内涵。

  稍晚于王羲之、支遁的另一位与新昌地区相关的著名道教人物是禇伯玉。他本是钱塘人,自幼酷好黄老,十八岁时父亲为他娶亲,新娘前门抬进,他却从后门溜了。义熙七年(411),禇伯玉由钱塘来剡“隐身求志”,在新昌东岇山水帘洞结庐修道多年(见《东岇志略》),亦有说在剡县金庭瀑布山(《嵊县志》)。在周围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官府屡屡以礼相召,他却不为之所动。“上不欲违其志,敕于剡白石山立太平观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见《南齐书·褚伯玉传》)后人把沃洲山列为道教第十五福地,是否与禇伯玉的行迹有关?

  虽然不是新昌人,也不曾在这里的山水间结庐修道,却在新昌人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印迹的道教人物,首先当数唐代高道司马承祯。他生活和活动在自唐高宗至玄宗的五朝之间,修道于天台桐柏山的桐柏宫,后来成为中国道教史中上清派的代表人物,当是一位影响极为深远的高道。屡屡为武后、睿宗、玄宗诏请至京师,又屡屡辞还。至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他已经是八十高龄了,又四度应诏远赴长安。行至新昌,“顿生悔意”,下马徘徊许久。这“悔”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是深悔自己的轻出,还是别的什么难言隐衷?相关史料均未述及。于是,新昌就有了这么个耐人寻味的地名,叫作“落马桥”,又名“司马悔桥”。还有“司马悔庙”(亦称司马庙)。这新昌的“悔山”后来竟被列为道教第六十福地。在中国道教史上,也称得上是重要古迹。

  历史上知名的与新昌相关的道教(道家)人物,可谓不胜枚举,如开辟了自始宁(今嵊州三界一带)至临海的古驿道(人称“谢公道”)的南朝·宋著名诗人谢灵运,即是道教天师道的信徒。为纪念他伐木开径的功绩,天姥山的东山寺、儒岙彼苍庙都有他的塑像。在嵊州仙岩乡强口村至今尚存仙君庙,即祀奉谢仙君(灵运)。至于诗仙李白,则是更与道教、新昌结缘极深,他曾两度受符箓,成为一名正式的入 籍道士,上清派第十五代传人。他钟情于新昌的山山水水,屡屡造访,留下了道教色彩极为浓厚的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这千古绝唱遂使天姥山名闻遐迩。新昌天台交界处关岭头的二仙居,就是乡民专门为纪念李白、谢灵运而建的。天宝年间,著名道士“吴筠居剡中”,李白亦曾造访吴筠(见《嵊县志》)。有“万古丹经王”美誉的东汉上虞人魏伯阳,也长期生活、著述和活动在新昌邻近的上虞,今丰惠中学所在地即是其故居。紧邻新昌的磐安玉峰山下,有祀奉东晋高道许逊的古代遗存茶场庙。许逊其人弃官归隐后,曾于此修道,并研究制茶工艺。许逊曾被崇道的宋徽宗敕封为神功妙济真君。

  据嵊州考古资料,在三国·东吴前后,葛立、葛洪、赵广信在剡县的太白山炼丹。另有资料述及,元代时生活在新昌一带的道士叫徐中孚,曾奉诏赴武当山主持祭祀大典,有诗人王沂所写的七律为证。

桃花流水绝尘嚣,绛节霓旌到泬寥。
天姥峰高先见日,龙池波动暗通潮。
芝田自全仙人种,琪树那容野客樵。
后会皇帝祝禧事,为君骑鹤过山椒。

  四、地方神祇信仰——城隍与乡主,庙会及其他

  人类从原始的自然崇拜发展到宗教信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随之宗教也不断世俗化、生活化。关于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问题,历来十分复杂,虽然它们中的大部分可以归属于道教的范畴,但与道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民间宗教有更多的随意性、地域性。所以我国有些宗教学者,从儒教、道教、佛教之外另划了一类民间宗教,大是有理。

  在本文中还有必要论及与道教文化、道教信仰有密切关联的新昌城隍、乡主信仰和庙会的问题。城隍信仰是一个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的社会现象,至今尚流传于新昌民间。

  城隍由《周礼》的蜡祭八神中的水(即“隍”) 庸(即“城”)衍化而来,道教把城隍列为地祇。《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则说他是“翦恶除凶,护国安邦”之神。《道门定制》又以城隍为管领之神。而道教通常又以城隍为幽冥世界府、县的地方神。城隍信仰盛于唐宋,尤以明代为最。新昌城隍庙原在西街通会门内(今文化馆),因西街扩建,于1986年底整体搬迁至千佛岩景区。城隍庙内尚存明洪武二年(1369年)敕封新昌城隍的制文碑一方。新昌城隍庙始建于宋,元至大二年重修,明洪武三年再建,明成化十一年又重修。搬迁后的城隍庙,一切均按旧制。

  城隍是道教神祗。城隍的职责在于应民所请,旱时降雨,逢涝放晴,以确保一方物阜民丰,从这一意义上说,当带有道教“自然崇拜”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城隍又负有“翦恶除凶,护国安邦”之责,管领一方亡魂,主人间和阴曹赏罚的责任,这样一来,随着城隍社会权限的扩大化,城隍信仰在“自然崇拜”的同时,又有了“道德崇拜”的丰富内涵。

  除城隍庙外,还有散布于各乡的有乡主庙。新昌原有乡主庙八座,有些建筑至今保存完好,虽迭经修缮,仍沿旧制,当是追溯南宋以后新昌县行政区划变化的方位性建筑。乡主庙所祀奉的乡主中,有不少或为道德高尚之士,或为当地乡民的祖先,此中所包含的“道德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成份是很明显的。如唐代诗人吴融的后裔吴济,宋太宗嘉其节被封为文肃侯。他是新昌吴氏的始迁祖,乡民崇奉为善政乡乡主,至今香火不绝。

  旧时新昌城乡还遍布有土地庙、泗洲堂和众多的龙王庙、龙亭、龙潭等等。不少受供奉的土地神,认真考究起来,既无出处,甚至连个姓名也没有!但不管怎么说,它们的存在无疑体现着道教“自然崇拜”——“土地崇拜”的意义。此外,还有些道教场所祀奉的神,尽管有名有姓,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却既无上司也无下属,管辖地盘可大可小,似乎有点随意性,这当是另一种意义的道德崇奉。如沃洲山的真君殿、小将镇中家岙村的七堡龙亭即是。真君殿祀奉北宋抗金名将宗泽,那是民间感宗泽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之心,将他由人神化为真君(神)的。七堡龙亭祀奉悬壶济世的医者龙玉灵,其人生前隐居罗溪山,行医于世,妙手回春,却不计酬。去世后,明廷敕封为罗溪山显应侯,时人高其节,立庙祀之,碑石至今犹存。

  至于城隍庙庙会的情况,明成化《新昌县志》有载:“正月望前,市人俱出钱做灯,于十三日鸣金击鼓,侑以彩旗,迎至各庙相赛,欢声喧哄,各乡及本处居民集观。又做戏通宵达旦,至十六七才止。”看来这一道教信仰形式与民间游艺活动是紧紧连结在一起了。至清中期,每年又由“六堡公所”主事酬神演戏活动,相沿成习。此外,新昌城关镇每年有三次庙会,都属于道教习俗的延伸。改革开放以来,庙会事实上已经成了市场经济、物资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上述城关地区的三次庙会,具体日期为,农历三月甘八是原东岳庙(原址在大佛桥西)庙会,七月半是原盂兰盆庙会,九月十二则是城隍庙庙会。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盂兰盆庙会,源出于佛教故事目莲救母,却又有着浓重的儒家孝道思想,偏又以道教的形式加以表现,可见我国的儒、释、道三家从来就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早已难分彼此了。又,那天恰逢道教地官大帝虞舜的圣诞,这又带上了纪念意义。至于各乡镇的庙会,在新昌地区基本上未中断过,如大市聚的真君殿庙会、回山白王庙庙会、儒岙彼苍庙庙会、小将七堡龙亭庙会、澄潭龟岩潭庙会……就总体而言,这些庙会活动均属于道教信仰的显现形式,其中尤以城关镇三次庙会和真君殿庙会最为隆重、热闹。

  道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经指出的那样:“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土多德以前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

  有着悠久历史的道家文化的精髓,在建设和谐社会,净化人们的心灵,提升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将也是不可忽视的。


 

 

 

编辑: 王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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